[中国古代版图]中国古代版画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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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画起源于中国,最早的印刷工坊也出现在中国古代的繁盛时期，版画曾是我国最古老的一个画种,以下是烟花美文网小编分享给大家的中国古代版画的溯源，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古代版画的溯源

　　中国古版画的研究将近一个世纪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结出丰硕的果实。中国版画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是：

　　1、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段时期，对版画史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大都为藏书家，如董康、陶湘、王孝慈、郑振铎、傅惜华、刘世珩等人。他们或是对古籍版本的喜好、或是对戏曲的热衷加以收藏，或重新刊刻古籍。其中郑振铎作为奠基人，做了大量的工作，早在四十年代就出版了《中国版画史图录》，此书从唐至清收录了佛经、小说、戏曲的插图，以及画谱、笺谱等一千余幅图。

　　2、建国后至文革前。1949年后，郑振铎，作为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依然未曾放弃对古版画的研究，并于1954年主持编辑《古本戏曲丛刊》。1960年代王伯敏的《中国版画简史》和郭味蕖的《中国版画史略》相继问世，充实了古版画的研究内容。

　　3、文革结束后至九十年代，以及二十一世纪的十余年，是本文梳理的重点。

　　文革结束后至现在，古版画研究的历程已走过三十余年，纵观这三十余年的发展基本上还是稳步发展，同时亦有所突破，为便于叙述，以下将这三十余年的研究历程分三个阶段叙述。

　　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这段时期正是文革后百废待兴，改革开放的年代，较之于经济需要迫切发展来说，文化领域稍显滞后。但是，国家在这方面依然重视，这段时期的版画史专著大都为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完成的，如郑振铎的《中国古代木刻画选》、《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等，傅惜华的《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周芜的《中国版画史图录》、《中国古本戏曲插图选》、《中国版画百图》、《武林插图选集》、《徽派版画论集》等相继出版。给正在致力于版画、版本以及文学戏曲等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不可多得珍贵资料。这些著作除了具备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和借鉴之处外，同时，也标志着古版画研究已开始朝着专题性和精深方面发展，如周芜的《武林插图选集》和《徽派版画史论集》，尤其是《徽派版画史论集》的出版，在当时版画史的研究方面有着标志性的作用，此书的关键之一基本解决了徽州歙县虬村黄氏刻工的诸多问题，对后人在研究明清版画，尤其是徽州刻工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流派划分版画史的研究从那时开始全面展开。此外，由中国美术全集编委会编撰的《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版画》卷，也在这一时期出版。

　　论文方面，主要体现在一下几类：概述类有黄裳的“晚明的版画”，周芜的“唐宋金元明版画述略”，曹之的“谈谈明代的版画”和“古籍插图本”等;在地域性版画研究方面有周芜的“谈徽派版画”和“明末金陵版画”，宗志的“唐版‘金刚经’的发现”，吴士鼎的“世界印刷史和版画艺术的冠冕——唐刻《金刚经》”以及尹润生的“评论方于鲁与程君房两家墨店”等;小说版画研究有王多闻的“漫谈《红楼梦图咏》及其它”,薄松年的“丰富多彩的明代《水浒》插图”，廖以厚的“试论明代戏曲小说插图的兴盛原因”等;戏曲版画论文未见。其他类别的论文有高亮的“关于《十竹斋笺谱》的出版时间”，周芜的“珍贵的史料，欣慰的纪念——评读《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周芜的“赴日访书散记(节选)”，罗时铭的“明代版画中的体育”，郭松年的“明代古籍插图本的创新与发展”，纪维周的“胡正言与‘十竹斋’”，聂崇正的“清朝宫廷铜版画《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等。

　　上述的论文，价值较高的应属周芜在1986年访书日本所获资料，其“赴日访书散记”记录了在日一个月期间所获一定数量的善本和孤本复印件和胶片，弥补了国内藏书机构所藏版本的不足。此外，尚有与古版画相关的一定数量论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冀叔英的“谈谈明刻本及刻工——附明代中期苏州地区刻工表”，方彦寿的“萧腾鸿师俭堂的刻书地点”和“建阳刘氏刻书考”，曹之的“古籍刻工概述”，肖东发的“建阳余氏刻书考略”等。

　　我们在回顾八十年代的这些论著时，不难发现，许多都是历经文革而劫后余生的学者，他们对治学的态度，对研究的执着，是我们今天所崇敬的。

　　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较之于八十年代稍有逊色，论著方面有经周芜后人整理的周芜遗著《金陵古版画》、《建安古版画》、《日本藏中国古代版画珍品》，李茂赠的《宋元明清的版画艺术》，张烨的《名家圣手——明清版画艺术》，张国标的《徽派版画艺术》相继出版之外，此外尚有专题性的古版画作品集开始问世，如《红楼梦》、《三国演义》等。

　　论文方面，概述类有孔六庆“论明清时期版画对彩瓷的影响作用”，白化文的“中国古代版画溯源”等。地域性版画研究有张尔宾的“从十竹斋看徽州文化与金陵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徐小蛮的“徽派名作《程氏墨苑》中的佛教版画”，居蜜、叶显恩的“明清时期徽州的刻书和版画”，翟屯建的“徽派版画的兴起与发展”，张国标的“简论徽派画黄氏家族等主要刻工”、“徽派版画黄、仇、汪、汤、刘及其他姓氏刻工的主要业迹”、“《徽派版画环翠堂园景图》考”等。小说版画研究有裘沙的“亡国之鉴——试论《金瓶梅》的思想及其插图的艺术”。其他类别的论文有王伯敏的“胡正言及其十竹斋的水印木刻”、“大型古版画《报功图》”，王达弗的“胡正言和他的‘三谱’——印谱、画谱、笺谱”，王宗光的“十竹斋笺画典故略述”，纪维周的“鲁迅与《十竹斋笺谱》”，黄可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张尔宾的“李渔的芥子园和《芥子园画传》”，王潮生的“清代耕织图探考”等。

　　在上述的论文中，张国标的“《徽派版画环翠堂园景图》考”一文论述细致，尤其对环翠堂原址的考证有独到见解，作者生活在徽州多年，对徽州的山山水水了若指掌，论文读来令人信服。此外，与古版画有关联的论文有顾平的“萧云从里籍及生卒年考”,薛扬的“陈洪绶与任伯年的人物画比较研究”,朱赛虹的“记清内府‘套印本’——兼述古代套印技术的后期发展”,李国庆的“仇以才雕版小考”，李炳震“读两种刻工录”等。

　　三、二十一世纪

　　古版画研究发展到本世纪，由于有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积淀，加上当今我国的国力强盛，经济富庶，以及对文化的重视，从事于古版画研究的人员逐渐增多，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专著类：

　　由周心慧主编的系列大型版画图集问世拉开了本世纪版画史研究的序幕，包括《新编中国版画史图录》、《中国古代戏曲版画集》、《古本小说版画图录》、《徽州·武林·苏州版画集》、《中国古代佛教版画集》等，以及其所著《中国古版画通史》、《中国版画史丛稿》、《中国古代版刻版画史论集》、等，尤其是《新编中国版画史图录》，收录了近年新发现的古版画作品，共涉及版本近千种，汇录版画作品近三千幅，规模、数量都相当可观。此外，倪晓建的《首都图书馆藏古版画珍赏》，马文大、王致军的《吴晓铃先生珍藏古版画全编》，金沛霖的《古本戏曲版画图录》均由学苑出版社出版。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的《中国古代小说版画集成》，张满弓的《古典文学版画》，吴希贤的《所见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版本图录》，王伯敏的《中国版画通史》，刘小玄、朱彧的《中国版画艺术源流》，董捷的《明清刊<西厢记>版画考析》，张国标的《徽派版画》，周亮的《苏州古版画》、《明清戏曲版画》也相继问世，其中《苏州古版画》作为专集的问世填补了版画史这一领域的空白。

　　版刻图录方面，《西厢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录》、《琵琶记》竞相出版。 宫廷版画方面不减九十年代，有翁连溪的《清代宫廷版画》，曲延军的《中国清代宫廷版画》、朱赛红的《清宫殿本版画》，刘托的《清殿版画汇刊》等，对全方位了解或研究版本的图像起到促进作用。

　　2、论文类：

　　概述类版画研究：有赵达雄的“中国古籍插图研究”，李晋林的“金元时期平水刻版印刷考述”，徐洁的“谈谈中国古籍插图的几种类型”，刘利敏的“也曾辉煌灿烂,也曾顾此失彼——漫谈明朝木刻版画的得与失”，张靖的“中国古代木刻版画研究现状思考”，冀荣德的“中国版画艺术的发展脉络”，柳林、董蕾的“明清插图版本独特的形式美探微”，于向东的“话本插图的渊源”，夏珍伊的“谈明清版画插图”，刘颢的“论明代木刻版画的艺术特点”，罗湘科的“千年中国版画”，沈晓丽的“浅论插图艺术的从属性”，聂付生的“论晚明插图本的文本价值及其传播机制”等。

　　地域性版画研究：有张国标的“徽派版画与吴兴寓五本《西厢记》考”、“徽派版画中的名作《古歙山川图》作者考”，李春霞的“明代湖州派版画探微”、“明代苏州版画探微”、“明代杭州地区版画探微”，李春霞、叶坤的“黄氏刻工与徽派版画”，陈铎的“从建安版画看中国古代图书插图风格的多样性”、“论建安版画与金陵版画的关系及影响”、“古代版画的图式转换及文化意义”、“无书不图的‘建安版画’——古代民间大众的读图方式”、“‘建安版画’无书不图的叙事——古代插图的文化特征与作用”、“关于‘建本’与‘建安版画’研究中几个地名的误解”、“古代建安版画木刻家考略”,周亮的“明万历年间建安版画内封面设计特征”、“徽派版画重新定位之我见”、“蘇州古版画と蘇州古版年画について”、“从明清金陵、苏州版画的演变观其风格的同异”、“明末武林和苏州版画共同性初探”、“明末徽派版画对武林版画的影响及武林版画新的风格确立”，周心慧的“明代徽州出版家——汪廷讷”，黄信初的“明代版画艺术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分析”，董捷的“明末湖州版画创作和晚明版画的风格与功能”，周安平的“由敦煌雕版佛画管窥中国古代版画的美术历史作用”，綦维的“徽派版画《唐诗画谱》与《诗馀画谱》的优劣——以编选及流传为中心的考量”，王莉的“明代中后期南京坊刻插图本通俗小说考述”，周增炎的“浙江木刻版画管窥”，胡发强的“略论敦煌版画的形制、技术及影响”。

　　在上述的论文中有继续对徽派、武林、苏州、金陵、吴兴(即湖州)、建安古版画研究之外，尚有这些地区间古版画的比较研究，并得出独到的见地，此外，敦煌版画的研究论文逐渐增多，如熊文彬的“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马德的“敦煌版画的背景意义”，谢生保、谢静的“敦煌版画对雕版印刷业的影响”，邰惠莉的“敦煌版画叙录”等，对增色我国早期的版画发展脉络等有着重要的意义。

　　戏曲版画研究：有董捷的“古本《西厢记》版画插图考”、“月移花影玉人来评德藏彩色套印本《西厢记》版画”、“《西厢记》插图的绘刻者”、“德藏本《西厢记》版画及其刊刻者”、“秋波临去——《西厢记》莺莺像考”，赵春宁的“论《西厢记》的插图版画”、“《西厢记》版画”、“插图版画与中国古典戏曲的传播”，周亮的“明刊本《琵琶记》版画插图风格研究”、“试析明末戏曲、小说版画新的造型样式和风格特征”，李国强的“明代建本版画《红拂记》欣赏”，杜丹的“浅析明代戏曲小说插图本中的视觉符号”，范景中的“套印本和闵刻本及其《会真图》”，陈绘的“‘谱子’与‘离谱’谈陈老莲的插图版画《西厢记》”，刘瑛的“从浙江戏曲插图看中国古代版画之盛”，元鹏飞的“论明清的戏曲刊本插图”，王省民的“图像在戏曲传播中的价值——以‘临川四梦’的插图为考察对象”。

　　在上述的论文中以董捷对《西厢记》的系列研究论文较有价值，周亮的《琵琶记》版画插图研究首开这一专题的先河。

　　小说版画研究：有王炜的“永恒瞬间·凝之美——浅谈中国古代文学插图的人物刻画”，孙国霞的“漫谈古籍文学作品艺术插图及其特点和价值”，姜夏旺的“明清小说插图艺术特征浅析”，李芬兰、孙逊的“中国古代小说图像研究说略”，汪燕岗的“古代小说插图方式之演变及意义”，刘天振的“《水浒传》版画插图研究述略”，胡秀娟的“论古代小说戏曲中的艺术插图”，程国赋的“论明代通俗小说插图的功用”，宋莉华的“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韩春平的“论明代坊本通俗小说版画‘话语’功能的‘多声部’特征”，元鹏飞的“论明清的小说刊本插图”，张玉勤的“论明清小说插图中的‘语—图’互文现象”，刘天振的“陈老莲《水浒叶子》研究述略”，胡淳艳的“神性、物性与人性的结合——《西游记》小说版画的发展”，乔光辉、郭威的“金陵插图与《西游记》传播——兼谈金陵、徽州、建阳插图异同”，刘继保的“《红楼梦》绣像的审美特征”，静轩的“改琦：来自红楼梦时代的图像——改琦《红楼梦图咏》研究”，李芬兰的“浅析以‘程甲本’绣像为代表的《红楼梦》卷首木刻绣像”，周伟平的“论改琦《红楼梦图咏》”，张惠的“程甲本版画构图、寓意与其他《红楼梦》版画之比较”等。

　　在上述的论文中除对《红楼梦》的研究较多之外，其他像《水浒》等一些名著的论文虽然不多，但大都属较高质量的，相对来说，《三国》、三言两拍、演义小说版画的研究基本无人问津，却是一件憾事。此外，在这些论文中研究方法也呈现多样化，从插图的特征、演变、功用、传播等不同角度展开，不难看出，这些论文不管是概述性的，还是专题性的，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其他类别;有李永林的“明代版刻与画谱”，王树村的“诗笺之发展及其它”，翁连溪的“满文《大藏经》中的插图版画”、“清代内府铜版画刊刻述略”，沈津的“关于中国现存最早的元刻朱墨套印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圣迹图》版本初探”，马昌仪的“明刻山海经图探析”、“山海经图的传承与流播”，周放的“《梅花喜神谱》中诗、画与开花物候之初探”，陈国代的“中医古籍中的版画”，向思楼的“浅谈中西古代版画之异同”，沈克的“王祯《农器图谱》中图像的美术价值”，陈绘的“中国传统版画的‘谱子’”，孔祥胜、上官茂峰的“《圣迹之图》考析”，刘虎的“明代书籍木刻插图粉本的来源”，张炼的“概说饾版术”，范景中的“高罗佩的版画秘藏”，金弘大的“17世纪彩色《顾氏画谱》之研究”,周亮的“明代‘版画家’刘素明”,刘运峰的“《北平笺谱》和《北京笺谱》区别何在”,王建平的“改琦和海内外孤本《先贤谱图》考”等。

　　与古版画相关的论文;有余闯的“明代后期坊刻通俗小说述略”，芦宇苗的“明代书坊主的推销手段在通俗小说传播上的运用”，徐永斌、张莹的“凌濛初与晚明刻书业”，周增炎的“雕版印刷技艺遗产的发掘与今用——以浙江调研为例”，郭立暄的“论刘应袭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任光亮、沈津的“杭州雷峰塔及《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顾关元的“《水浒传》的三种版本”，方彦寿的“明代建阳刻本广告刍议”等。

　　3、学位论文：

　　本世纪对古版画研究的显著特征是一些高等院校开始专注培养研究生硕博论文对古版画的研究，这种现象在二十世纪是几乎没有。它说明古版画的研究队伍逐渐扩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从美术史的宏观角度来看，研究范围逐渐扩大。以下例举部分硕博论文选题。

　　博士论文：有张烨的“‘洋风姑苏版’研究”，郭秋惠的“‘点石’：《点石斋画报》与1884-1898年间的设计问题”，董捷的“明末湖州版画创作考”，袁学军“《芥子园画传》中的山水画法式研究”，刘越的“《芥子园画传初集》考评”，陈琦的“刀刻圣手与绘画巨匠”，高云龙的“浮世绘与明清版画艺术”等。其中，张烨、董捷、刘越的论文较之前人有所突破。

　　硕士论文：有张晓锋的“中国古代彩色套版印刷术的相关问题研究”，潘剑锋的“《芥子园画传初集》探析”，张瑜的“恢复记忆，续脉传梓——回望‘十竹斋书画谱、笺谱’”，车文静的“论中国古籍木版插图艺术”，毛杰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画研究散论”，王俊玲的“点石斋与晚清时期的小说图像传播”，邵杨的“《西游记》的视觉传播研究”，何永祥的“《芥子园画传》的历史价值”，刘虎的“明代木刻人物画题材与风格研究”，彭伟的“清代宫廷铜版画价值研究”，姜宇钦的“万历年间徽州与金陵两地版画插图关系的研究”，赵京京的“从《西厢记》木刻版画重提中国传统版画的传承与借鉴”，王永亮的“明代木刻版画中的创新价值研究”，范炜的“中国明清时期的酒牌设计”，李莉娜的“明清木刻版画之和谐思想研究”，夏珍伊的“明清版刻插图之我见”，吴萍的“《水浒传》图像传播研究”，刘宗的“高古文心奇骇万象——陈洪绶《水浒叶子》研究”，瞿莘原的“明刊小说插图对文本阅读的影响研究——以明刊《水浒传》版画插图为例”，冷莹的“陈洪绶插图艺术研究”，王永亮的“明代木刻版画中的创新价值研究”等。

　　中外版画交流史和比较的硕士论文有沈涛的“早期西洋铜版画在中国流传的历史考察”，李冰的“试论明代印刷术向日本的传播”，杨佳玥的“中国传统木刻和西方铜版画的比较”，张志祥的“十七、十八世纪中西插画艺术风格比较研究”，万烯的“明清插图木刻版画与江户时代浮世绘”等。

　　此外，与古版画相关的博士论文有邢莉莉的“明代佛传故事画研究”，邱才桢的“十七世纪下半叶山水画中的黄山形象”，王双阳的“古代西湖山水图研究”，张英“明代南京剧坛研究”，束锡红的“西夏文献学研究”，赵岩的“明清西洋风绘画研究(1579-1840)”，蒋文仙的“明代套色印本研究”，赵春宁的“《西厢记》传播研究”，韩春平的“传统与变迁：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研究”，胡淳艳的“《西游记》传播研究”等。

　　与古版画相关的硕士论文有史新骥的“山海新经”，黄琴霞的“平面之美中国明清书籍版面艺术形式初探”，程颖的“清代姑苏版画研究”，朱琴的“金简及其《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兼论古代活字印刷发展滞缓的原因”，苏爱琴的“建阳刻本—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与杨致和《西游记传》的研究”，姬志香的“明代书坊刊印通俗小说研究”，彭韬的“宋代木版画中的民俗研究”，柳杨的“明代万历时期的绘画转型及其影响”，胡发强的“敦煌藏经洞出土雕版印刷品研究”，代倩的“民间木版年画的传承、开发与保护”，黄绮炜的“叶逢春刊《三国志传》版本价值研究”，苏爱琴的“建阳刻本——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与杨致和《西游记传》的研究”，张留峰的“论书籍插图的独立性及其发展空间”等。

　　这些硕博论文虽不是纯粹的古版画研究论文，但对古版画的研究依然会起到促进的作用，如邢莉莉、邱才桢、王双阳、蒋文仙、赵春宁、苏爱琴等人论文或多或少涉及了版画的内容，不可忽视。

　　古代版画的研究要点

　　(一)、构建完善的研究队伍和体系

　　古版画研究实际上是一门交叉学科，涉及到、版画和绘画技法、美术史、书籍版本学、文献学、文学、戏曲等多个领域。我们知道，老一辈版画史家们有他们自身的优势，他们同时也是版本学家、版画家、或是对绘画史精通者，他们当中象郑振铎、王孝慈、傅惜华等人都是藏书家，对版本的鉴别自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势。研究古籍版本，看原本必不可少，然而我国的现状是虽说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但是一般的研究者去图书馆、博物馆等藏书机构调阅古籍依然存在着一些困难，相比之下，那些在图书馆善本部或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可能会比较方便，他们有他们的优势和便利，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们不妨将上述提到的这些领域里的致力于版画史、版本学、文学、戏曲的研究人员团结起来，各自取长补短，尽可能的发挥自己的特长，其实这种团队是的合作在高校就可以实现，相信这种团队式的合作总有一天会到来。

　　(二)、客观地对待前人的成果

　　前人的成果是建立在一定的时代基础上的，在当时是先进的，但是在当下未必如此，比如郑振铎的在四五十年代的著作，目前看来有许多误差，如明代刻工刘素明的籍贯问题 [1] 等，再如周芜的著作，也依然如此，如对师俭堂的地域断定等。这里，我们不妨例举徽派版画这一问题来加以评述，希望以此能通过这一关键性的问题能客观地、深入地对待古版画的研究。

　　徽派版画是我国版画史的重要流派徽派版画，在版画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真正弄清徽派并非易事。“徽派”一词最早出现在郑振铎的著作中，但是他对徽派的定义未加以说明，对徽派版画给予明确划定和定义的是周芜。他在其《徽派版画史论集》中明确地表明，即“徽派版画有两个含义：广义地说，凡是徽州人(包括书坊主人、画家、刻工及印刷者)从事刻印版画书籍的都算徽派版画;狭义地说，是指在徽州本土刻印的版画书籍，才算徽派版画。” 。另外他在其《中国版画史图录》中也对“徽派”下了定义，即“徽派版画有两个含义：广义地说，凡徽州人在外地刊行的版画作品如汪廷讷、胡正言、黄凤池、何龙、蔡冲寰、汪修、汪耕及汪忠信、汪成甫、刘大德、刘光信和黄氏诸家绘刻出版的版画书目，都算是徽派版画。狭义地说，是专指在徽州本土刻印的作品，才算是徽派或徽州版画。”

　　这一定义存在的问题是在期间和范围方面存在着绝对化和扩大化的倾向。如果根据这一定义，明代后期的我国版画即徽派版画，换言之，明代后期的中国版画即是同一风貌。因为这一时期以黄氏刻工为主的徽派版画几乎占据了中国各地刻书地。众所周知，中国古版画是画家、刻工、印刷者共同合作而成的。仅仅依据刻工是出生于徽州或徽州籍，而不问画家、出版商人、地域乃至人文因素来判定徽派版画，那么其中的一部分作品纳入为徽派版画是不妥当的。由此，笔者在全方位地研究了周芜的著作之后，发现他所标定的徽派的一些作品也用于金陵或武林版画著作中。就这一点而言，说明他对版画作品流派归属问题的不确定性或模糊性。笔者在博士论文中，以及笔者的著作中对徽派的划分提出了反驳的意见，稍晚于笔者的董捷，他在其博士论文中，也持相同的看法，在其博士论文中，言辞虽然尖锐，但是道理尚存。此外，周新慧的著作中也提出对版画流派的疑问，但未能展开论述。

　　(三)、拓宽版画史内容研究的范围

　　我国版画史中，戏曲小说插图涵盖了整个版画史的绝大部分，以插图版本的种类来说首推《西厢记》和《三国演义》为最多，这与明清戏曲、小说的繁荣是成正比的。但是，我国古籍浩如烟海，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泛，使我们难以预料古版画的遗存到底有多少。其实，我们就现有的已知版画资料就足可以拓宽研究范围，如小说类版画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三国》、《水浒》、《西游》等，它如三言两拍、演义、传记、笔记、公案等小说的版画插图同样精彩，戏曲类何不同样如此，翻开戏曲史，我们会发现戏曲曲本和戏曲插图的著名程度有些是不相称的，即有些在戏曲史上不太著名的曲目，它的曲本插图却异常精美，故而，研究戏曲小说版画有时不一定非要沿着名著做下去。再如，古版画中的宗教、绣像(或肖像)，以及山川志类的版画所涵盖的内容也相当可观，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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