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经典发言_中国外交部发言语录

来源:中国历史 发布时间:2019-02-20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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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后发言人”群

今年1月14日,外交部新闻司和北京市外办共同举办了新年招待会。在会上,已担任外交部发言人六年半、新闻司司长近三年的刘建超宣布了自己即将卸任的消息。他说,“我在外交部新闻司连续工作了十年,到了说再见的时候,这将是我最后一次以司长的身份主持新年招待会。”

刘建超还在新年招待会上向与会记者介绍了其接任者——原任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一职的马朝旭。刘建超介绍说,新任司长马朝旭与他年纪相仿。“我们接触交往很多,他是一位经历非常丰富的外交官。”

时隔月余,60后马朝旭出色完成首次身份亮相。而在他此前的三个发言人,刘建超、秦刚、姜瑜,也都是六十年代出生。他们被视为“网络时代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或是“60后发言人”。

三个人中,刘建超2002年开始担任外交部发言人。六年过去了,他已升任新闻司司长,并且成为迄今为止任期最长的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的发言风格,被熟悉他的记者归结为“沉稳、大气、睿智”,而且从不回避外国媒体提出的敏感问题。

秦刚,被同事们公认为“帅哥”,担任外交部发言人已逾三年,但他第一次亮相外交部新闻发布厅时的情景,仍被许多常年跑时政新闻的记者津津乐道。那天的例行记者会结束后,秦刚没有按惯例从发布台北侧的小门离开,而是朝发布厅的正门走去,当被工作人员提醒时,他笑称“还不习惯‘走后门’”。他的首次亮相,便以幽默的风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姜瑜,是目前外交部三位发言人中唯一的女性,她以清新的形象、柔美的嗓音和女性特有的亲和力,善于在发布会上营造和-谐的气氛,与中外记者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但在涉及中国国家利益的原则问题上,温和的她也会表现出强硬的姿态。

这三位“60后”,肩负着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重任。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提高,他们不仅要熟悉外交领域各项事务,而且经常要回答一些“非外交问题”。这是与老一代发言人相比,三位年轻的发言人面临的新挑战。例如“三鹿奶粉事件”就成为外交部记者会的热门话题,为此,姜瑜多次与国家质检总局等部门沟通,积极回应外国记者的提问。

不说“无可奉告”

因为年轻,他们的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活跃,心态也更加开放。对于曾经被戏称为发言人口头禅的“无可奉告”四个字,刘建超就曾表示,自己从未对媒体说过这四个字。他认为,发言人与记者之间是一种合作伙伴的关系,记者向你提问的时候,实际上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向公众解释的机会。

本着这种开放、有问必答的态度,从2000年开始,外交部新闻司设立了发言人移动值班电话,每天二十四小时回答记者提问,这种做法在国际上也是少见的。这部移动电话由新闻发布处的工作人员轮流值班,下班后、节假日,不论干什么都得随身携带,随时准备回答问题。

曾长期在外交部新闻司发布处工作的邹建华介绍说,美国发言人在回答问题时,碰到回答不了的问题,有时会停下来翻看口径本,看完后再回答。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从未这么做过;美国发言人在拒绝回答某一问题时,表达更生硬,更直接。如,“我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今天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今天我不想说更多”等。

由于代表中国政府形象,外交部刚刚建立发言人制度的时候,发言人大多数时候都是“照本宣科”,一丝不苟地按照既定口径回答问题。发言人往往给人严肃、不苟言笑的感觉。邹建华对此也予承认,但他同时指出,这种现象已经在改变。

最有代表性的是刘建超于2002年6月的首次亮相,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

由于当日适逢中国足球队亮相世界杯,发言人巧妙地用足球这一世界通行的语言,令外交部新闻发布厅变得格外轻松,展现出外交部发言人亲和幽默的一面。“这次发布会可能是外交部新闻发布会史上气氛最为轻松的一次,自始至终充满笑声。”邹建华说。

现在,年轻的发言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理念:“政策是国家的,但语言是自己的。”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三位发言人留下了许多“精彩语录”。

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有外国记者屡屡提出“中国-军费不透明”的问题,秦刚在重申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后,突然话锋一转,反问记者:“如果你的邻居总是扒着你家的门缝窥视,还叫嚷"打开你家的门,让我看看里面有什么",你作何感受?是不是该报警?”

而刘建超趣答“扔鞋”事件,更精彩传人。

2015年12月16日,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日前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伊拉克时,一名伊拉克记者在布什举行记者会时向他扔鞋子,你对此有何评论?我们采访了一些北京民众,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件事情很正常,因为美国太强势了,你怎么理解这种情绪?

刘建超答道:北京一些民众怎么看这件事是个人的事,但是我认为对一个国家领导人应该有起码的尊重。这件事也提醒我在这里观察谁要举手提问题的时候,同时还要注意谁在解鞋带。

妙趣横生,又传表达意,赢得满堂喝彩。

不搞“出气外交”

作为网络时代的发言人,刘建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每次发布会后一个是看媒体报道,另一个就是看网友评论。他说,发布会实录在外交部网站刊登后,门户网站都会全文转载,什么样的评论都有,说好的说坏的都有,说自己太胖的也有,说你强硬的有说你软弱的也有。对于过于偏激的言论不用太理会,但如果有一个回答被“群起而攻之”时就得想想,是不是自己没说明白。网民的意见很值得我们重视,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表态更鲜活,更接近百姓,这就需要通过公共外交等方式加强沟通,大家对背景清楚了,就会更理解我们的表态。

刘建超说,外交需要老百姓的支持,民-意也会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但外交又不能完全迎合,因为很多内情,不直接搞外交的人们并不太清楚。所以好多事情要适当地和老百姓讲。要重视民-意、妥为沟通,有人一时有误解也不能怪罪,因为这不是他们的专业,这就需要外交官与公众进行沟通,揭开外交的神秘面纱。外交不能搞成“出气外交”,因为出气并不一定能办成事。

吃饭睡觉都在琢磨提问

由于经常在媒体上露面,三位发言人也拥有不少“粉丝”。热心的网友为他们分别在网上开设了“贴吧”,热议他们的精彩发言,有细心人还为他们在着装等细节问题上出谋划策。

不过,他们也并不是总能赢得公众的理解。在2015年的一次外交部开放日上,刘建超向来访的大学生“诉苦”:有人给发言人寄来两粒钙片,讽刺发言人在有些问题上表态太软,需要补钙。

对于人们对发言人和外交政策存在的一些误解,姜瑜认为,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外交留给老百姓的印象太神秘,因此才需要通过举行开放日等活动,加强与公众的沟通。

曾长期在外交部新闻司发布处工作的邹建华参赞,曾作为发言人的主要助手,协助过崔天凯、朱邦造、章启月、刘建超等八位新闻发言人,参与和负责组织了近五百场外交部新闻发布会。

邹建华说,各种问题难不倒他们,这是发言人及其助手们事先精心准备的结果。为了准备发布会,发言人要熟悉国内外局势,正确把握政府的态度和立常他们每天都要大量阅读报刊、收听收看各国电台电视。可能吃饭、睡觉甚至上下班的路上都在琢磨记者的提问。

“中国面孔”背后

发言人背后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团队,即新闻发布处工作人员。他们全天候地跟踪形势,分析舆情动态,帮发言人设想问题,准备答问口径。据悉,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集体,十几个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仅在二十五岁左右。

邹建华总结这个处的两大特点:一是紧张。“别看一周就两次新闻发布会,但准备工作的工作量却是巨大的。每次就像打仗一般。一切都围着口径转,忙得不可开交。走路恨不得小跑,说话没有时间慢条斯理。在这个处工作时间长了,慢性子也得变成急性子。”

二是加班加点多,有时甚至天天需要加班。每次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新闻发布会的答问情况要整理成文并翻译成英文上网。“即使周末和节假日也闲不祝发生突发事件,随时会被召唤到部里加班。”

从1983年到现在,26年间,几任外交部长有两位曾担任过发言人。

首位发言人只说三句话

相对于这个“60后发言人”群,当初的发言人,似乎更“持重”一些。

据介绍,外交部第一次以外交部发言人名义举行新闻发布会,是在1982年3月26日,国务院前副、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就中苏关系发布消息。

钱-其-琛在他的回忆录《外交十记》里开篇就写到这场由他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我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结束了”。

这是外交部发言人首次出现在国内国际媒体的视野中。新闻发布会没有座位,地点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钱-其-琛周围。

1983年,在当时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为了满足中国对外宣传的需要,外交部领导决定正式建立外交部新闻发布制度。其年3月1日,中国外交部举行首次例行记者会。时任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以外交部发言人名义主持记者会并向中外记者宣布,中国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

刘建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二十多年了,发言人制度在形式上发生了不少变化。现在中国外交部每周在宽敞气派的发布厅里,举行两次例行发布会。以前发言人是坐着的,现在改成站着了;开始的时候只发布不答问,现在每次都要答问;以前限制发布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现在是不限制时间,所有记者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自由提问,每场发布会都到没人举手才告结束。

从这些变化中,能看出中国的开放在不断扩大,媒体对中国的关注程度在增强,这也显示出,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国的声音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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