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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礼贤下士的故事

来源：历史故事发布时间：2019-08-30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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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礼贤下士的故事

【拼音】lǐ xián xià shì

【成语故事】唐朝时期，李勉从地方官升到宰相，他从不妄自尊大，待人非常诚恳，有礼貌。他发现县尉为人正直很能干就提拔他为南郑县令。他发现立巡、张参很有才干，就请他们出来做官，不久他们去世，李勉特别怀念他们，人们称他为礼贤下士的典范。

【出处】礼贤下士，圣人垂训；骄多矜尚，先哲所去。　　《宋书·江夏文献王义恭传》其在朝廷，鲠亮廉介，这宗臣表，礼贤下士有始终，尝引李巡、张参在幕府。　　《新唐书·李勉传》

【释义】对有才有德的人以礼相待，对一般有才能的人不计自己的身分去结交。

【用法】作谓语、定语；指爱惜人才

【相近词】彬彬有礼、以礼待人

【反义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

【成语造句】

◎ 如今这位高贵的夫人也只好礼贤下士，虚心求教了。

◎ 为了表示自己礼贤下士、平易近人的作风，只好枉驾屈就，违心地应景捧场。

范文二：礼贤下士的故事

【解释】

尊重有才德的人，屈己延聘有识之士。

【成语故事】

李勉是唐朝人。他年轻时，爱好到处游历，广交朋友。有一次，他认识了张书生，结伴来到一个叫梁的地方，谁知张书生突然生起病来，而且十分严重。李勉替他请医生，买药煎药，喂水喂饭，照顾得非常周到。但是张书生的病不见好转。张书生对李勉说：“李兄，看来我是没救了。我死后，你用我的银子替我埋葬，剩下的钱财，就送给你用吧，以答谢你连日来对我悉心的照顾。”

张书生去世后，李勉遵照亡友的遗言办理了丧事，然后收拾好行装，来到了朋友的故乡，把死讯告诉了张书生的家人，并把剩余的钱财全部归还给他的家人。李勉当时虽然也是一个穷书生，但他不贪取别人的钱财，这种诚实的行为使张书生的家人非常感动。

后来李勉当上了节度使，不但处事廉洁公正，而且十分爱惜人才。有一次，在外出巡察中，他发现一个叫王晬的县尉很有才干，正想提拔他，忽然接到皇帝拘捕王晬的命令。原来王晬为人耿直，秉公办事，得罪了朝中权贵，遭人诬告陷害。

李勉不忍王晬无辜受害，赶回京城面见皇帝，力陈王晬的为人，夸奖他是个人才，请求加以重用。皇帝见李勉极力为国家推荐人才，心里十分赞赏，赦免了王晬，还升他为县令。王晬上任后，正直清廉，勤政为民，深受百姓爱戴。大家都说李勉是个善于提拔人才的好官。

李勉在任节度使的时候，听说李巡和张参很有学问，便请他们出来办事，每有宴会，都邀请他们一同畅饮。李勉后来当了宰相，虽然地位尊贵，但从不骄傲自大，亲自到士兵家里慰问他们的家属，上上下下都称赞李勉是个礼贤下士的好官。

范文三：礼贤下士的故事43

解释：

尊重有才德的人，屈己延聘有识之士。

故事：

范文四：曹操的故事

曹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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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缘何处死名士孔融时间:2015-01-15

恃才傲物惹怒曹操孔融4岁时，就知道把

大个的梨子让给哥哥，客人笑称他为神童。这就是著名典故“孔融让梨”。孔融确实有才，但又有些恃才傲物，常常写文章批评时政。实际上，孔融还是个义士。他16岁的时候，为了挽救被宦官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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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将美人江东二乔小乔与大乔时间:2015-01-15

名将美人，用在三国东吴二乔两姐妹身上是十分恰

当的。

二乔的父亲是乔玄，因为天下大乱，失去妻子的乔玄辞去朝中的官职，带着两个女儿返回庐江郡皖县故乡，不问世事。有人以为二乔的父亲乔玄就是曾做过汉朝大尉的乔玄，这是错误……[详情]

曹操父子为美人明争暗斗时间:2015-01-15

曹操的儿子曹植在其传颂千古的作品(《洛神

赋》中，描述了一个天上地下美貌绝伦的女人——洛神。传说“洛神”是曹植思慕的嫂嫂甄氏，也就是魏文帝曹丕的妃子甄洛甄夫人。此说并无实据。不过。曹丕的甄夫人确实很美，加以人们一直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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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借头时间:2015-01-15

曹操与袁术战于寿春，因曹兵势大，袁兵守将

李丰坚守不战。曹兵17万人每日耗费粮食量浩大，诸郡又连年饥荒干旱。接济不上。曹操想催促军队速战速决，李丰等却闭门不出。曹军相持了一个多月后，粮食将要用完，只得写信给孙策求救，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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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快刀斩乱麻时间:2015-01-15

曹操小名叫阿瞒，在家排行第三，从小就爱好游猎，

游荡无度，带着几个小混混，在街上惹事生非因此在乡人眼里曹操就是一个败家子坏孩子，长大了也不会有出息而他的两个哥哥却勤奋好学，知书达理，人们都称赞他俩有公侯之相曹操却不以为然，……[详

情]

让曹操落泪的奇女子时间:2015-01-15

熟读三国的人都知道，曹操是一个杀皇后鸩皇子，

终生为权力所战的人物。世人对他的评价是阴险多疑，手段毒辣的乱世枭雄。但是，有谁知道就是这个被世人唾骂的曹操，面对世间真挚的情爱，他也会感动到热泪盈眶。而感动他的则是一个名叫来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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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五：曹操的故事

曹操这个人，出身不好，家教不好，小时候的表现也不好。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又名吉利，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陈寿的《三国志》说他是西汉相国曹参之后，这是胡扯。因为曹操原本不该姓曹，姓曹是因为他的父亲曹嵩为曹腾所收养。曹嵩和曹腾并无血缘关系，即便考证出曹腾是曹参之后，与曹操又有什么相干？事实上曹嵩的亲生父母究竟是谁，在当时就是一个谜，连陈寿也只能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曹操自己，也讳莫如深。他作《家传》，自称“曹叔振铎之后”，把家世追溯到周文王那里，更是胡扯。然而东汉末年，社会上和官场里十分看重出身门第曹操虽然憎恶这种风气，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也不能不老鼠爬秤杆——自己抬自己。实际上曹操出生成长于一个宦官家庭。他的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而曹腾则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大宦官，封费亭侯，任大长秋。大长秋是宦官中的大官，秩二千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省部级”。曹腾的为人，在宦官中算是相当不错，和士人的关系也比较好。他做过一些不光彩的事，也做过许多好事、大事，所以《后汉书》中有传。但不管怎么说，曹操总归是宦官养子之子。这在当时，就要算作出身不好。但家境应该是好的，至少不缺钱花。曹操的父亲曹嵩后来官居太尉（名义上的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就是出钱一亿买来的。曹家既然这么有钱，曹操小时候就完全有可能过着纨袴子弟的生活。曹操受的家教可能也不怎么样。曹嵩对他这个儿子的教育，大约是很少过问的。曹操自己的诗说：“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所谓“三徙”，是说孟子的母亲为了保证儿子有一个好的环境，不受坏的影响。竟三次搬家。所谓“过庭”，则是说孔子的儿子两次从庭院走过，孔子都叫住他予以教育，一次叫他学诗，一次叫他学礼。这样的事情，在曹操家里都没有发生过。看来，曹操小时候，父亲母亲都不怎么管教他。父母不管教，家境又不错，曹操便成为一个“问题少年”。《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曹瞒传》说，曹操年少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他叔叔实在看不下去，常常提醒曹嵩应该好好管教一下这个儿子。曹操知道了，便想出一个鬼点子，来对付他那多管闲事的叔叔。有一天，曹操远远地见叔叔来了，立即作口歪嘴斜状。叔问其故，则答以突然中风。叔叔当即又去报告曹嵩。等曹嵩把曹操叫来一看，什么事都没有。曹操趁机说，我哪里会中什么风！只因为叔叔不喜欢我，才乱讲我的坏话。有这么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垫底，自然以后叔叔再说曹操什么，曹嵩都不信了，曹操也就更加胡作非为。曹操的哥们袁绍、张邈等人，大约也是同类角色。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胡闹，事情做得十分出格。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说，有一次，一家人家结婚，曹操和袁绍去看热闹，居然动念要偷人家的新娘。他俩先是躲在人家的园子里，等到天黑透了，突然放声大叫：有贼！参加婚礼的人纷纷从屋里跑出来，曹操则趁乱钻进洞房抢走了新娘。匆忙间路没走好，袁绍掉进带刺的灌木丛，动弹不得。曹操急中生智，又大喊一声：贼在这里！袁绍一急，一下子就蹦了出来。显然，青少年时代的曹操，是一个典型的公子哥儿，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鬼点子和坏主意层出不穷。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曹操是一个调皮捣蛋、不守规矩的人，也是一个奸诈狡猾、诡计多端的人。所以《三国志》说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因此许多人没把他放在眼里（世人未之奇也），甚至鄙视他（薄其为人）。比如南阳名士宗世林，就自称有“松柏之志”，坚决不和他交往（见《世说新语?方正》）。然而有一个人却十分看好曹操，他就是当时的太尉桥玄。桥玄认为曹操是难得的人才，将来平定天下，非操莫属，因此竟以妻子相托。桥玄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材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这话是记载在《三国志》正文的，应该靠得住，也有道理，因为曹操并非一般地流氓地痞或纨袴子弟。孙盛的《异同杂语》说他“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有一次行刺宦官张让时，竟能舞短戟全身而退。这说明曹操是一个胸怀大志、雄心勃勃的人。既雄心勃勃，又奸诈狡猾，堪称“奸雄”。汉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担任郎官。孝是孝子，廉是廉士。一个人如果被举为孝廉，他就有了做官的资格，就像现在有了一个学历，就可以去考公务员一样。那么担任郎官是怎么回事呢？汉代官制，皇帝要从亲贵子弟当中挑人做郎。在皇帝的身边做了郎，就参与了帝国的政治，耳濡目染可以得到锻炼，所有做了郎官以后很快就可以担任别的官职，这是汉代培养干部的一种方式。但是后来就不那么讲究了，做郎官的不一定是亲贵子弟，也不一定是在皇帝身边做侍卫，只是走向仕途的一个资格和阅历，相当于现在的“第三梯队”或“后备干部”。不过到了东汉末年。所有考核程序大体上也都是走过场，主要看有没有背景。曹操是朝中有人的。祖父曹腾，封费亭侯；父亲曹嵩，位至三公。所以曹操为郎官不久，便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尉，就是掌军事或刑事的武官。洛阳是东汉的京都，是帝国最大的县，县尉就不只一个，有东西南北四个，俸禄则是四百石。所以，曹操担任的这个洛阳北部尉，就是京都地区的一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推荐曹操担任洛阳北部尉的任，是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当时官居尚书右丞，相当于宫廷副秘书长。司马防一推荐，曹操就被任命了。据说曹操当时并不愿意，他的野心是想做洛阳令。但主管任命的“选部尚书”（相当于人事部长）梁鹄根本不考虑曹操的想法，曹操也就只好走马上任了。曹操一到任，就把官署衙门修缮一新，又造五色大棒，每扇大门旁边各挂十来根，“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几个月后，果然来了几个找死的。灵帝宠信的宦官蹇硕的叔叔，依仗侄子炙手可热的权势，不把曹操的禁令放在眼里，公然违禁夜行。曹操也不含糊，立即将这家伙用五色棒打死。这一下杀一儆百，从此“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治安情况大有好转，曹操也因此名震朝野。

范文六：青少年一定要读的成语故事_礼贤下士

李勉是唐朝的宗室后代，当过开封尉、刺史、节度观察使，最后还做过两年宰相。他虽然权高位尊，但从不自高自大，待人非常诚恳、有礼貌。

年轻的时候，李勉的家境并不优裕。在客居梁、宋等地读书时，他曾和一名太学生同住一个旅舍。

一天，那个太学生突然病倒了，病情十分严重。李勉给他端水送饭、延医熬药，照料得像亲兄弟一样。

太学生的病体不见好转，眼看快要不行了。他趁房内无人，摸出几锭银子交给李勉说：“没人知道我身边藏有这许多银两，我死后请你用这笔钱将我安葬，余下的你就自己用吧！”说完，闭眼死去。

李勉遵嘱给亡友举哀，买了棺木、衣衾等物，把他安葬了。剩下的钱，他分文不动，放在棺下和亡友一起入土。

不久，太学生的遗属来找李勉。李勉便和他们一起去给亡友迁葬，把放在棺下的余银取出交给他们。遗属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后来，李勉当了大官，他不但廉洁方正，而且十分爱惜人才。在任山南西道观察使（负责考察州县官吏政绩）时，他发现原先当过密县县尉的王晬勤恳能干，便提拔他代理南郑县的县令。

可不久皇帝下诏要处死王晬，李勉问清情由，原来是遭权贵诬陷，便巧妙地说：“皇上决不会轻信谗言，错杀无辜！”他暂不拘捕王晬，连夜上疏请求赦免王晬。

唐肃宗接到奏章，明白了事情的真相，赦了王晬的死罪；但李勉却被指控执行圣旨不力，召回京师贬官处置。

他进京向肃宗面陈王晬无罪，还说方今百废待举，要任用像王晬那样有能力的人。肃宗为了嘉奖他秉持正义，授他以太常少卿（掌宗庙礼仪）之职。并擢用王晬为龙门县令。王晬上任后果真为官清正、办事能干，当时人们都称道李勉能识拔人才。

李勉任节度使时，听说李巡、张参两人很有才学，便请他们进幕府任判官，佐理公务。这两人都是名士，李勉待他们始终十分有礼，每有宴饮都请他们出席。不久李巡和张参先后去世，李勉仍然十分怀念他们，宴请客人时总给他俩空着座位，摆上酒杯和筷子，就像他俩活着一样。即便在很欢乐的宴会上，李勉一瞥见这两个空座位，就神色凄恻。

对待兵士，李勉也爱护备至。每当派他们到边境屯戌时，总要亲自查看所带的资粮是否充足；春秋两季，还常去看望士卒家属。因此在他手下当兵的人，都愿意拼死出力。

李勉虽然做了几十年高官，但平时常把俸禄分送给亲友、下僚，自己不留什么积蓄。他一生廉洁、清雅，活到七十二岁才去世。

李勉的品格很受后世推崇，史书上称他“鲠亮廉价，为宗臣表。礼贤下士有终始??”，意思是他耿直诚信而廉洁守正，称得上是忠臣的表率；而且能够礼贤下士。始终有礼貌地对待地位比他低的人。

范文七：曹操的故事

曹操的故事

孟德献刀、捉放曹、望梅止渴、煮酒论英雄、华荣道、割须弃袍等

曹操少年故事

少时，曹操就机警过人，喜欢飞鹰走狗，围猎比武,不拘礼俗，放荡不羁。他叔父看不惯它的所作所为，经常向他的父亲告状。曹操受不了父亲的斥责，决定寻找机会对叔父进行报复。一天曹操看到叔父走过来，就马上到下，口吐白沫，一副中风的样子，他叔父立刻跑去跟他父亲说，等他父亲慌忙跑过来，曹操却安然无恙，于是问他病是不是好了。曹操说；“我根本就没有病，可能是叔父不喜欢我，所以才诬陷我”。此后，父亲不再相信兄弟的话了。

曹操借刀杀祢(mí)衡

东汉名士祢衡，有才学，而狂傲不羁，但在当时的文人学者中间很有影响。连大文学家、孔子的后人孔融也十分尊重他，说：“吾的朋友祢衡，当世奇人。其才学是我的十倍！”

曹操闻听，很生嫉妒之情，他难能容忍在魏国境内，竟有名声超过他的人！哪怕只在一部分文人范围之内！

于是，曹操便派人把祢衡叫来，想当面侮辱他一回，打下他狂傲的气焰。然而，在席间狂妄不羁的祢衡却大骂曹操，边击鼓边历数曹操的罪行。

曹操气得七窍生烟，面目青紫，切齿咬牙。曹操怒视祢衡良久，忽然笑了笑：“我马上派你到刘表处，作为我的专使说他来降。你有才华，曹某也最重天下人才。等你完成这个任务回来，我可以让你做公卿，以示我求贤若渴之诚意。”

众人不解，纷纷问曹操：“他痛骂主公，为什么还委以重任，还预封官爵？！” 曹操笑而不答。

祢衡到了荆州刘表处，仍是一派名士风度，狂妄自大，对刘表也讽讥、责骂，一如既往。

刘表想道：“侮辱曹操，而没遭杀害，是由于曹操怕影响世人的好感，失去自己成就大业的重要支持。所以想借我之刀杀这狂妄的家伙，让我承担杀贤人、害名士的罪名，而为他出气解恨。我为什么干这傻事呢？！”于是他就将祢衡派到另一个地方军阀黄祖那里任官。

黄祖粗蛮身负，当祢衡对他稍有冒犯时，就大发雷霆，立刻把祢衡砍了。

曹操听到祢衡终于死在黄祖刀下，轻松又轻蔑地一笑：“这迂腐不堪的书呆子是自已找死，根本用不着脏我的刀

望梅止渴

有一年夏天，曹操率领部队去讨伐张绣，天气热得出奇，骄阳似火，天上一丝云彩也没有，部队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行走，两边密密的树木和被阳光晒得滚烫的山石，让人透不过气来。到了中午时分，士兵的衣服都湿透了，行军的速度也慢下来，有几个体弱的士兵竟晕倒在路边。

曹操看行军的速度越来越慢，担心贻误战机，心里很是着急。可是，眼下几万人马连水都喝不上，又怎么能加快速度呢？他立刻叫来向导，悄悄问他：“这附近可有水源？”向导摇摇头说：“泉水在山谷的那一边，要绕道过去还有很远的路程。”曹操想了一下说，“不行，时间来不及。”他看了看前边的树林，沉思了一会儿，对向导说：“你什么也别说，我来想办法。”他知道此刻即使下命令要求部队加快速度也无济于事。脑筋一转，办法来了，他一夹马肚子，快速赶到队伍前面，用马鞭指着前方说：“士兵们，我知道前面有一大片梅林，那里的梅子又大又好吃，我们快点赶路，绕过这个山丘就到梅林了！”士兵们一听，仿佛已经吃到嘴里，精神大振，步伐不由得加快了许多。

故事出自《世说新语·假谲》。成语“望梅止渴”，比喻用空想安慰自己或他人。

痛打恶霸

曹操二十岁那年，当上了洛阳北部尉（管理京城北部治安的官员）。他一上任，就叫工匠做了二十多根五色大棒，悬挂在衙门左右。他立下禁令，谁要是犯了禁，不管他豪门大族，都用大棒责打。

那时候，蹇(jiǎn)硕有个叔父，是个出名的恶霸，依仗蹇硕的权势在洛阳横行不法，谁也不敢惹他。有一次，他在夜里带刀乱闹，触犯了曹操的禁令。曹操不管他来头多大，把他抓起来，用五色棒一阵痛打。那个恶霸经受不起，当场就死了。这件事轰动了整个洛阳。大家都称赞曹操不怕权势，执法严明。宦官对他又恨又怕，后来，把他调出洛阳，去当一名县令。

神医之死

曹操带兵驻在洛阳，自从埋葬关羽之后，每天晚上他一合上眼便见到关羽。有一天，他从梦中惊醒，感觉头疼欲裂。曹操连忙召神医华佗给自己治病。华佗诊断后说：“大王头脑疼痛，是因为患了风疾。痛根在脑袋中。只有请您先喝麻药汤，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就可以除掉病根。”曹操一听，勃然大怒，说：“你要杀我吗！”华佗说：“大王没听说我给关羽治病的事吗？关羽中了毒箭，伤在右臂，我为他刮骨疗毒，关羽一点都不害怕。现在大王只是患了一点小病，为什么多疑呢？”曹操说：“臂疼可以刮骨，脑袋能随便砍吗？你肯定与关羽很熟，想趁此机会报仇。”于是命令左右把华佗关到监狱中，严加拷打审问。十天以后，华佗屈死狱中。后来曹操病情愈来愈重，不久也气绝身亡，死时六十六岁。

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有一爱姬陪曹操午睡，曹操枕着爱姬，对她说：“过一小会儿叫醒我。”她见曹操睡得很熟，便没有叫醒他。等到曹操醒来，发现自己睡过了头，便怪罪爱姬，把她活活打死了。

孟德传【宋】苏辙

孟德者，神勇之退卒也。少而好山林。既为兵，不获如志。嘉佑中，戍秦州。秦中多名山，德逃至华山下，以其衣易一刀十饼，携以入山。自念：“吾禁军也，今至此，擒亦死，无食亦死，遇虎狼毒蛇亦死。此三死者，吾不复恤矣。”惟山之深者往焉。食其饼，既尽，取草根木实食之。一日十病十愈，吐利胀懑，无所不至。既数月安之，如食五谷。以此入山二年而不饥。然遇猛兽者数矣，亦辄不死。德之言曰：“凡猛兽类能识人气。未至百步，辄伏而号，其声震山谷。德以不顾死，未尝为动。须臾奋跃，如将搏焉。不至十数步，则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试之前后如一。”

后至商州，不知其商州也，为候者所执，德自分死矣。知商州宋孝孙谓之曰：“吾视汝非恶人也，类有道者。”德具道本末。乃使为自告者，置之秦州。张安道适知秦州，德称病，得除兵籍为民。至今往来诸山中，亦无他异能。

夫孟德可谓有道者也。世之君子皆有所顾，故有所慕，有所畏。慕与畏交于胸中，未必用也，而其色见于面颜，人望而知之。故弱者见侮，强者见笑，未有特立于世者也。今孟德其中无所顾，其浩然之气发越于外不自见，而物见之矣。推此道也，虽列于天地可也，曾何猛兽之足道哉！

（选自《栾城集》，有删改）

译文：

孟德传【宋】苏辙

孟德，是禁军神勇营的逃兵。年少时喜好山林，当了兵，“好山林”的志愿没能够实现。宋仁宗嘉佑年间，戍守秦州，陕西关中名山很多。孟德休掉妻子，把他的儿子也给了人，逃到华山脚下，用他的衣服换了一把刀十个饼，拿着进了山。自己想：“我是禁军的一员，如今到了这里，被捉住也是死，没吃的也是死，遇到虎狼毒蛇也是死。对这三种死，我不再忧虑了，只管向山的深处去呀！”他的饼吃完了以后，采草根树果来食。一天病十次愈十次，呕吐、下痢、腹胀、胸满，全都出现了。数月以后，吃这些如吃五谷一样平安。因此进山二年不饿，然而多次遇到猛兽，也总是没死。孟德说：“凡是猛兽，大都能识别人的气息。离人尚有百步，就伏在地上号叫，声音在山谷中震响。我因为不怕死，没有被它吓住。过一会，它就跳过来像是

要与我搏斗，离我十几步，又停下来蹲坐在那里，迟疑不决，终于俯首贴耳地走了。再试之其它猛兽，前后都一样。”后来孟德来到商州，他不知是商州，被哨兵抓住，孟德自料要被处死。商州知府宋孝孙对他说：“我看你不是坏人，像有道之人。”孟德全部说出了事情的始末，就让他作为自首的人，把他安置在秦州。张安道恰巧作秦州知府，孟德自称有病，得以复员为民。至今仍在各山中往来，也没有其它奇异的本事。

孟德可以说是一个有道之人。世上的君子都有所顾惜，所以对有的事仰慕，对有的事畏惧；仰慕畏惧交织心中，虽未必在行动中有所表现，但情绪表现于面色中，旁人一望而知。所以弱者受人侮辱，强者受人讥笑，没有一个是超凡脱俗、独立于世的人。如今孟德心中没有眷念，盛大刚直之气表现在外，自己虽不觉得，但众人却见到了。把这个道理推广开来，即使同天地并列也是可以的，猛兽又何足道哉！

书《孟德传》后【宋】苏轼

子由书孟德事见寄，余既闻而异之，以为虎畏不惧己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见虎而不惧者，则斯言之有无，终无所试之。然囊余闻云安多虎，有妇人昼日置二小儿沙上而浣衣于水者，虎自山上驰来，二小儿戏沙上自若。虎熟视久之，至以首觗触，庶几其一惧，而儿痴，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先被之以威，而不惧之人，威无所施欤？

（选自《东坡全集》，有删改）

译文：

子由写的《孟德传》寄来了，我已经听说了这件事并且对此感到讶异，认为老虎畏惧不害怕自己的人，这道理似乎可以相信。但是世上还没有见到老虎而不害怕的人，就这样说这事有或没有，始终没有办法试验这件事。但我又听说忠、万、云安地方上有很多老虎。有个妇人白天把二个小孩放在沙上而（自己）在溪水中洗衣服，老虎从山上奔来，妇人很慌张地沉进水里躲避它，二个小孩子在沙上戏耍，神态依然如故。老虎细看了很久，去用头触碰（他们），希望其中一个能害怕，而小孩天真，竟然不知道惊怪，老虎也终于离去了。意料老虎吃人，必定先使他遭受威吓，而（对此）不感到害怕的人，（老虎的）威吓不就没有可以施加的地方了吗？

范文八：再话礼贤下士的陈毅

出任新中国上海市第一任市长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央决定由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初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可谓重任在肩。他的工作千头万绪，渡江后战事进展迅速，乃至超过了预定计划，铁路、公路运输跟不上，城市接管干部不够用，士兵入城纪律不够全面和深入，以及残敌的干扰和破坏，等等。然而，陈毅指挥若定，不久便让全世界看到了共产党在大上海演绎出的一幕幕活剧。

1949年5月，陈毅率军开往上海之前，就明确地宣布：解放军的入城纪律是给新区城市人民的见面礼。于是，在后方的苏南丹阳县（今江苏丹阳市），他召开了华东军区直属机关排以上的干部大会。会上，陈毅在讲话中尖锐地批评部队在丹阳表现出的一些违反纪律的事情。他说：“八号下午，我同饶政委到街上散步，走到光明大戏院门口，里面正在演《白毛女》，有几个穿黄军服的同志，没拿票硬要进去，并且有一两个带头，闹得很厉害，老百姓拿着票子反而进去不了。这些人一定是我们直属队的干部，今天可能也到会了。那时逼得我不得不亲自出马干涉，他才走了，如果没有我们去干涉，那天戏院一定要被打烂。大概同志们认为革命成功了，没有革命对象了，所以革到戏院里来了。”陈毅进而严肃地指出：“目前（在进入上海以前）的情况：必须提出接收城市、管理城市、改造建设城市问题。提出严格遵守纪律，这是一个大的思想转变。我们打了二十年的游击，对今天革命的胜利虽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由此而引起的游击观念，也要改变。我们全体同志应该知道，保护城市，建设城市，十年以后大家就可以享受比较优越的物质生活了。如果我们依然是无政府无纪律，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代替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则我们的建国工作二十年也搞不好。”

他又说：“进入城市一方面要有管理改造城市的革命信心，另一方面要有谨慎小心的态度。上海是个最现代化的城市，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窝巢，是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复杂的城市，我们没有经验是很难进行工作的。因此除了具有信心以外，必须要有谨慎小心‘临事而惧’的态度，这样才能多考虑问题，否则是低级的幼稚的，就一定会栽筋斗。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世界革命的第三次大胜利（即俄国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关心。我们搞得好，世界民主力量就会为我们高呼，庆祝，干杯；搞不好，就会使他们失望。相反地，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看到我们搞得好就会失望，而搞得不好他们就会欢呼，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有救。共产党不是没有进过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大革命时代进入过上海、武汉、南京等地，但是又被赶出来了。这次进去是否还会被人家赶出来呢？现在还不敢大胆地说一个‘不’字，主要是看我们自己。”

为此，陈毅明确宣布了解放军进城之后的纪律：“1.必须强调入城纪律，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纪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搞不好就会影响政策的推行。上海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很大，把我们看成‘圣人’，如果一进去就搞乱了，他们就大失所望，再去挽回影响就要费很大的劲。2.纪律是两方面的，因为上海很复杂，我们到了上海要越小心越好。对敌人要斗争要严肃，对基本群众朋友要客气，要争取团结，使他们拥护赞成我们。敌人好管，老百姓也好管，就怕我们自己混乱，使敌人有机可乘。3.入城时要尽量作到部队不进城，全部驻扎郊外，先派接收干部、经过专门训练的武装进城，初步清查接收，分配好房子，然后依次进城。马匹、大车一概不准入城。4.外交问题……5.入城最大的保障就是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正是由于陈毅及时看到了进城之后的诸多问题，并相应一一制定纪律进行约束，上海的接收才比较顺利和稳当，这不仅在后来有《霓虹灯下的哨兵》之类的故事，也使得许多动摇和徘徊中的前政权人士、资本家、知识分子放心留了下来，接受中共的领导，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

陈毅入城后，马不停蹄地出席了上海各界人士的许多重要集会：6月2日，上海产业界座谈会；5日，上海文化界座谈会；9日，中央研究院纪念大会（会上，陈毅向各位科学家提出“多难兴邦，同心同德”）；12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大会；15日，上海各界耆老名流座谈会（陈毅称之为“耆老策杖观太平之集会”）；19日，中国技术协会；21日，为出席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饯行。在此前后，他还出席了大学教授联谊会的全体会议，又参加了医务工作者会议等。他还十分关注上海众多学者和专家的情况，努力帮助解决他们遇到的生活、学习或工作方面的问题。

以最大的诚意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人

上海刚刚解放，周恩来就曾说：上海不仅在工业、商业方面占了全国总量的一半，人文荟萃，文教事业上也是“半壁江山”。显然，上海的情况对于稳定全国、对于中共工作中心的转移，有着举足轻重的示范作用。毛泽东说：“进入上海，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大难关。”

陈毅在上海树立了“团结面越宽越好”的原则。他告诉文教接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夏衍：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与上海知识分子打交道，“不要急躁，更不得粗暴”，一定要礼贤下士；有事要亲自登门，千万不要一个电话打过去，叫人家到机关来谈事。陈毅不惜说到这些细节，是他认为与知识分子相处要懂得一个基本的道理：“我们尊重他们，他们才会尊重我们。”

陈毅如此说，也如此做。上海刚刚解放，他就分别拜访了宋庆龄、张元济、颜惠庆、秉志、张澜等著名人士以及许多工商业人士。对于工商业人士，陈毅认为这些人不去台湾，不去香港，不去美国，就表明他们都有爱国心，我们就应该用，有的还可以重用。不久，陈毅邀请胡厥文、荣毅仁、刘靖基、颜耀秋等百余名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陈毅肯定了他们建立民族工商业的奋斗精神，表示政府愿与大家共同协商，实现并增加新的生产任务。陈毅一番坦率和诚意的讲话，使与会者如释重负。　　数日后，荣毅仁、刘靖基两人欲请陈毅等领导吃饭，有人担心影响不好，怕被人说是模糊了阶级界限，丧失了立场，会犯政治错误，因此不敢去。陈毅却认为这是资本家的投石问路之举。他解释说：“吃饭可以做统战工作嘛，怕犯错误，就等于把自己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呢。”于是，他不但带着刘晓、潘汉年等人赴宴，还叫夫人张茜和孩子同去。席间，他与主人拉家常、嘘寒问暖，彼此进行了沟通，建立了感情，后来人们说陈毅是“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将军”。

陈毅为了避免发生“野有遗贤”的现象，曾在“名单学”上大做文章。那是上海刚刚被接管之后，陈毅指示夏衍拟写一个上海文化界座谈会出席者的名单。夏衍为了保险，搞了一个范围很广的名单。陈毅与潘汉年一番商量，对名单又作了充分的研究和细致的增补。事后，他对夏衍说：“这是我第一次与上海文化界见面，要讲讲党的政策，让大家安心工作，所以要记住团结面越宽越好。你们这些老上海要胸襟宽大，不要因为过去有过什么思想上、感情上的纠葛而抱成见，过去他骂过你一句，你嘘过他一声，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千万不要因为你们做了‘当权派’，就可以报一箭之仇。凡愿意为新中国服务的一律要团结，社会上地位相同的人，请了这个不请那个，人家就会生气。这就是古话说的‘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照顾到。”

在那次会议上，陈毅敞开心扉与上海文化界人士交心。他说：“我这个共产党人，不是天生的，我也算是知识分子出身。我翻译过波特莱尔的诗，写过小说、诗文。我个人的改变就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头是地主出身，信孔夫子那一套；后来接受了新思想，改信了‘德先生、赛先生’，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最后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经过矛盾、消沉、碰壁，才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这几步我走得都不容易，有别人推动，也有环境的逼迫。”不是训话，不是自得，而是促膝谈心，上海文化界的名流遂对陈毅有了一番深刻的了解，也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当时，陈毅还对夏衍说：“有人把上海的接管概括为‘接、管、清、改’四个字，就是先接后管，然后再清理、改造。这个秩序一般来说是可以的，但在文化界，我看‘清’和‘改’特别要慎重，不要图快，更不要性急，急了就会出毛病、误大事。做统战工作，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先要交朋友、谈心，让他们敢讲真心话，不入耳之言也要听，骂也不要紧，可怕的是他们有话不讲，放在心里，形成怨结。”

真正做到礼贤下士，用人唯贤

陈毅说：“上海的文艺界千富万富，最珍贵的财富还是人才。”1949年5月30日晚，上海市政府在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邀请京剧名演员梅兰芳等演出，与此同时，组织越剧界的袁雪芬、范瑞娟等举办训练班；收回解散上海交响乐团（其成员多为外籍人士）的命令。随即，陈毅在分别参加了工人、青年、民主党派、工商实业界的各种集会之后，又于6月5日由市政府在八仙桥召开文教界座谈会。会场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周谷城讲话说“感谢解放军打进上海，把我们解放了……”话还没说完，陈毅立即接着说：“不是解放，是会师，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出来，是我们共同会师。”

晚清及民国耆宿张元济是中国出版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当时，这位商务印书馆的原董事长瘫痪在床，陈毅闻讯前去探望，张元济感动得热泪盈眶。陈毅当上海市长时才49岁，而张元济已是83岁高龄。以后每逢张元济生日，陈毅必送蛋糕祝贺。不过，两人的关系不仅仅是这样的一种“客气”的关系，真正的朋友是互相尊重和信任。

上海刚刚解放时，商务印书馆几近破产，经济困难，工资也发不出，张元济向陈毅提出向政府贷款20亿元（指旧币，与1955年发行的新币比，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陈毅原本可以划拨贷款了事，但他认为帮忙要帮到点子上，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陈毅与张元济仔细分析造成商务印书馆困难的原因，研究改善经营之道的办法。陈毅诚恳地说：“如果我说人民银行没有20个亿，借不出来，那是骗你老前辈了。你这么大年纪为了文化事业跑来，理应借给你，但是我想还是不借为好。20个亿搞到商务印书馆，一下子就花掉了，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听说现在商务印书馆那些编辑天天打扑克、唱歌、捅炉子、烧枣子吃，只愿搞学术丛书，不愿搞通俗读物，这样不要说20个亿，200个亿也没有用的。要你老先生到处借钱度日，我很感动，但也很生气。我不能借，借了是害了你们。”张元济听了之后茅塞顿开，他心悦诚服，回去就与书店同人商量如何搞好经营。后来，商务印书馆挺过难关，继续在出版事业上大发展。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后，上海的工商业私人企业全部接受了公私合营，这其中荣毅仁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1957年1月初，上海市召开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当时已调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专程从北京赶回上海，原因是毛泽东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即“要我和上海的同志们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把他选上副市长”。江南荣氏家族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为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显然，在共和国领袖看来，接下来如何把合营企业搞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这需要上海率先创造经验，而从荣家推选出代表人物参与政府的领导也就十分有必要了。

陈毅和荣毅仁是相交至好的朋友，于是，他对大家诙谐地说：“实不相瞒，他已经是我的要好的朋友之一。我要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因为他确实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够发挥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哩。”表决结果，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陈毅又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越是胜利的时候，越要想到统一战线，这可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经验啊！中国的革命离开共产党领导不行，由共产党包揽一切也不行，这个辩证关系一定要懂，千万要重视啊！” 　　1953年6月，周恩来倡导在各地成立文史研究馆，以“敬老崇文”，妥善安排“文、贫、老”的知识分子，使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在上海，这项工作由陈毅主持。当初，上海文史研究馆人员加上参事室人员，不过30多人，陈毅认为太少，要在30人后面再加个零，也就是300人。不过入选人员竟迟迟难以落实，原因是统战部门把握尺度过严，最终激怒了陈毅。他说：“你们这些人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还把段祺瑞一家养起来呢！怎么会没有人？上海三教九流、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的是，每人每月给八九十或一百多元生活费，我们养得起。每月组织他们学习两次，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划算？我看这样做有个最大的好处———可以减少一些反革命！”于是顺利敲定了入选人员。到“文革”爆发之前，除去世者外，还有329人，其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可谓名士风流，济济一堂。

除了文史馆、参事室，上海的文化坐标还有博物馆、图书馆，以及文物保管委员会等，这些地方拥有大批的专家学者和文博人才。对他们的关心和使用，也体现出了执政党敬老崇文、弘扬民族文化的理念。

上海人文之盛，在陈毅主政期间可谓壮观。如1950年7月24日，上海市文化艺术工作者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陈毅为之题写了《共同纲领》的第45条：“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奖励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发展人民的戏剧电影事业，献给上海市文代大会。”随即，他指示市委宣传部和组织部认真研究和安排代表的名单，结果八个界别共有547人。这可以说是上海文化艺术界一次空前的盛会。

要用辩证法认识知识分子工作

1954年，陈毅离开上海，赴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工作。此后，他在主持文教等工作中仍然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千方百计地调动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之后，随着党内阶级斗争范围不断扩大，在文教和知识分子问题上也不断地出现了基于错误的估计导致的在政策方针上的人为的错误，此时陈毅的坚持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1955年，民盟有一个意见被反映到了中共中央。民盟一些人认为解放后执政党对知识分子有“六不”的现象：所谓“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应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着。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讲话中对知识分子有一个正确的分析和定性，即“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陈毅协助周恩来起草的讲话稿，其中包含着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要大规模地扩大知识分子队伍，并尽可能地迅速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等的想法，应该说这也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做法。

在此前后，陈毅在许多场合有过许多类似的表述，如他提出应该与科学家亲密合作，而“目前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障碍，不是科学家，而是行政干部，具体的领导干部。粗暴的态度，冗长的会议，骄傲自满，以为天下都是老子打下来的，将科学‘抵掉’了”。他还说：“中央的指示，需要在学校里、医院里来考验。在怀仁堂，科学家是满意的，但在医院里、科学院里、大学里就不然。有些科学家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对这些具体领导干部的领导，而不是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所以关于贯彻中央指示方面，部长、校长、院长、党委书记应该首先自我批评。”

陈毅的以上认识，是站在辩证法立场上的。他指出：“科学研究工作搞不起来，科学家本身固然有毛病，如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宗派情绪，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不愿合作等，但六年以来，经过政治运动学习，已有很大改变。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如抗美援朝，购买公债等，他们贡献很大。科学专家的缺点（我们干部也有），不是，也不会是科学研究工作搞不起来的主要原因和障碍。要十二年赶上世界科学水平，非科学家不可。科学家的毛病不是主要的。无论哪一个科学家都愿意研究。哪一个外科医生不想看病、开刀，做些理论研究？哪一个科学专家不想看新的东西？不知道新的，怎能提高？跟我们也都要看新的消息、文件一样，否则就无法进行工作。科学家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作风、生活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有的，但六年来基本上已有所转变。重点不要弄错。问题不在科学家而在领导上。六年来资产阶级分子改变了，我们也对他们宽大。资产阶级分子已将资金献出来，怎么还能说他们‘五毒’？但我们对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宽大？中央指示，听说你们已传达到了五六遍，但还不够，还是要讲。因为问题主要在于具体的领导干部，愈到下面愈坏。”

陈毅还举例说明：“西北大学一位研究麦种的教授，已工作了三十年，他反对米丘林学说，崇拜英美，这显然是不对的。但不能强迫命令他。现在不相信，就等待他，一年不成，就二年。真理总是会被相信的。他还有一个毛病：他的实验室不许别人进去。人家怀疑他在里面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于是，我们的干部将他调出去考察，而在他离开后，就将他的实验室大门打开，把他搜集的麦种都搬出来，掺混在一起，撒了满地。这个教授回来，大哭一场。这教授有不对的地方，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公开宣传，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采取这种办法。这倒是一个‘调虎离山’计。这是犯法，需要受法律制裁。我们不能用这些反科学的外行办法，强不知以为知的办法来对待科学研究工作。这些办法如不纠正，科学就不能开展起来———就是障碍。”

广州讲话，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和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史称广州会议）是共和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次会议。周恩来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则发表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论断对受到冲击的广大知识分子而言，是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陈毅坚持认为“科学家、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了十三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嘛”。

陈毅越说越激动，后来索性站了起来，挥舞着手臂大声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着，他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鞠了一躬，顿时全场掌声雷动。

继而，陈毅又说：“我劝所有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做行政工作的同志，在这方面要进行反省，要有自我批评。过去没有从团结他们、体谅他们出发，有很多事情做得太粗暴、太生硬。”他又沉重地说：“我是心有所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我们必须改变这个严重的形势！形势很严重，也许这是我过分估计，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呵！”陈毅大声疾呼：“今天我党团结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

范文九：曹操的故事

曹操的故事

故事：有一年夏天，曹操率领部队去讨伐张绣，天气热得出奇，骄阳似火，天上一丝云彩也没有，部队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行走，两边密密的树木和被阳光晒得滚烫的山石，让人透不过气来。到了中午时分，士兵的衣服都湿透了，行军的速度也慢下来，有几个体弱的士兵竟晕倒在路边。曹操看行军的速度越来越慢，担心贻误战机，心里很是着急。可是，眼下几万人马连水都喝不上，又怎么能加快速度呢？他立刻叫来向导，悄悄问他：“这附近可有水源？”向导摇摇头说：“泉水在山谷的那一边，要绕道过去还有很远的路程。”曹操想了一下说，“不行，时间来不及。”他看了看前边的树林，沉思了一会儿，对向导说：“你什么也别说，我来想办法。”他知道此刻即使下命令要求部队加快速度也无济于事。脑筋一转，办法来了，他一夹马肚子，快速赶到队伍前面，用马鞭指着前方说：“士兵们，我知道前面有一大片梅林，那里的梅子又大又好吃，我们快点赶路，绕过这个山丘就到梅林了！”士兵们一听，仿佛已经吃到嘴里，精神大振，步伐不由得加快了挂在衙门左右。他立下禁令，谁要是犯了禁，不管他豪门大族，都用大棒责打。

曹操二十岁那年，当上了洛阳北部尉（管理京城北部治安的官员）。他一上任，就叫工匠做了二十多根五色大棒，悬那时候，蹇(jiǎn)硕有个叔父，是个出名的恶霸，依仗蹇硕的权势在洛阳横行不法，谁也不敢惹他。有一次，他在夜里带刀乱闹，触犯了曹操的禁令。曹操不管他来头多大，把他抓起来，用五色棒一阵痛打。那个恶霸经受不起，当场就死了。这件事轰动了整个洛阳。大家都称赞曹操不怕权势，执法严明。宦官对他又恨又怕，后来，把他调出洛阳，去当一名县令。曹操简介：

曹操（155－220年3月15日），字孟德，小字阿瞒，汉族，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中曹魏政权的主要缔造者，先为东汉大将军、丞相，后为魏王。一生以汉朝丞相的名义征讨四方，为统一中原做出重大贡献，同时在北方广泛屯田，对当时的农业生产恢复有一定作用。曹操在中国的影视剧形象中多以奸雄“出现，但在历史上其实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帝王，毛泽东曾说“我的心与曹操是相通的”。2013年11月，复旦大学通过研究发现曹操既非一些史学家认为的夏侯氏后人，也非汉代丞相曹参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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