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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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课讲稿：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

　　尊敬的XXX书记、XXX局长，各位领导、同志：

　　大家下午好。今天，很高兴能够在XXX市委党校与在座的各位见面。首先，请允许我代表XXX市委党校诚挚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都知道，社会主义发展史可以从中国和世界两个区域视角来讲解。不同的取镜，就会呈现不同的直观感受和解读。那么，中国视域下的社会主义发展史又会让我们产生怎样的感触与思考呢?根据XXX书记的指示，结合自身的研究方向，接下来我所要授课的主题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希望在座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不吝指出问题。现在，课程开始。

　　一、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开篇序言

　　任何一部历史的撰写，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可以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也有它蹒跚学步的前奏。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百年黑暗近代史的序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恶化的过程之中，我国人民任人宰割，身陷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期间，多少仁人志士慨以当慷、前赴后继，为拯救国民探索出路、四处凿壁、呼号奋战。然而，由于他们始终奔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之上，终究未能在救国之路上走通、走成、走完。

　　1917年十月革命为满目疮痍的中国送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已麻木的广大工人、农民脱下沉睡的外衣，纷纷登上历史的舞台，发出摆脱压迫与剥削的呐喊与警醒。这个时候我们国人才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跟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事件再次印证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大胆尝试与无限智慧。随后，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顽固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的伟大胜利。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论人民民主专政》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插上指路牌。可以说，国人也曾在1949年10月1日前思考过诸如新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应该建成什么性质国家等问题。庆幸的是，革命的成功让人们对资本主义道路报以坚定的否决。可是，除了资本主义道路之外，新中国难道要选择封建主义吗?就在国人议论纷纷、迷茫困惑之际，我们党伟大领袖毛主席大笔一挥，著文《论人民民主专政》，旗帜鲜明地告诉国人：“走俄国人的路。”没错，这就是最终的答案，即社会主义道路。由此，新中国的历史随着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书写同步进行，开启了中国人民的新历史。

　　二、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篇章基调

　　新中国的成立虽然成功搭建起社会主义发展主体框架，但还缺乏社会主义制度主心骨的支撑。因而，在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前，新中国致力于打造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主心骨。

　　1949年至1953年，中国陆陆续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下来的历史使命与责任。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剿匪除恶霸、抗美援朝等一系列事件，有力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切实恢复了残破的国民经济。

　　1953年至1956年，中国通过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53年，我们党适时提出渡时期总路线，指出国家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所谓的“一化三改”。期间，我们党依据当时中国国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到“一化三改”运动之中。1956年，新中国基本完成三大改造。这标志着我们这样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新民主主义大国，在短短几年时间之内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的变革，更是一个国家历史基调的奠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确的。整体上来说，在一个4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制度转型，促进工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不得不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基石。

　　三、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曲折探索章节

　　新生事物的成长难免遭遇碰壁和挫折。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经过了两个曲折的探索阶段，虽然有所失，但也有所得。总体来说，这是一种曲折的前进。

　　1956年至1966年，新中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十年。需要着重指出的是，1956年毛泽东主席《论十大关系》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树立了一个良好开端。不同于苏联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新中国准确判断社会主义社会状况，表明敌我矛盾并非社会主流，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确实占了主体。这一论断在当时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起到了振聋发聩和独树一帜的作用。但是，1956年苏联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引发了世界性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由此，新中国1957年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发动进攻。进而，国内的反右派斗争被扩大化，大量人民内部矛盾被当作敌我矛盾。在这样的国内外不稳定发展趋势影响下，我们党在1958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虽然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但却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催生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因此，我国被迫在1959年至1961年进入生产生活困难时期，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好在国家领导人及时调转航舵，通过1960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及1962年“七千人大会”，国民经济得到顺利恢复与发展，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6年至1976年，新中国迎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又一个曲折十年。不得不承认，这十年间的探索虽然防止了像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但付出了较为惨重的代价。我们应该看到，国家领导人发动思想文化领域革命运动的初衷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苏东剧变便证明了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具有战略意义，富有远见。而且，这种思想至今仍不失深远意义，应该给与肯定。只是，探索过程中的具体做法和指导方略缺乏科学的分析，使党和国家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理应加以抛弃。当然，在这十年间也取得不少成绩，如：三线建设、两弹一星、中美中日恢复外交关系。这些都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腾飞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四、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起承转折段落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哲理同样适用于勤劳、勇敢、奋斗的中国劳动人民身上。当新中国沉浸在碰壁、迷茫、挫折的困境之中时，改革开放一声炮响，将步履蹒跚的中国推向新世纪的迎风潮头。

　　1978年，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伟大决策扭转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进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钥匙打开了人民群众身上的教条主义枷锁，让人们的内心从曲折的过去解脱出来，重新面对新时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完善社会主义及推动社会主义发展创造新动能、提供新动力，我们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再次节节高升、蒸蒸日上。

　　1982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为中国社会主义加上“特色”内涵。我们根据国情实际和时代特点，通过艰辛探索赋予了鲜明的中国发展特色。自此，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愈加“特色”、更加闪耀。由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逐渐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理论、基本道路、基本路线。在这里，我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毛泽东主席时期开始探索的，但作为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机制，则是在邓小平同志时期完成的，两者属于前后继承关系。也就是所谓的“始于毛，成于邓”这个说法。

　　新时代，我们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经济上，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政治上，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以及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在文化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红色革命文化为基因，同时吸收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中积极内容的文化制度。经过实践的证明以及时间的见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已经成熟，有力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经受住了国际复杂形势的考验。因此，我们充满了新时代的自信心与自豪感。

　　同志们，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一段从建立到建设再到完善的历史，是一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社会主义事业在探索中发展、在挫折中前进、在困难中成长。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劳动人民的汗水与心血，让我们为国人、为自己鼓掌致谢。

　　同志们，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世界上的不平凡历史。我们经历多少风风雨雨，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经历多少坎坷磨难，才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逐步强起来;我们经历多少泪眼婆娑，才最终走向了伟大复兴。应该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我们走对了。

　　最后，希望对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我们十四亿中华儿女奋力在新时代阳光普照下，继续谱写华丽新篇章。

　　我的授课到此结束，感谢大家!

　　党课讲稿：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的历史，是社会主义建立、建设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是一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这是不平凡的70年，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不仅同敌对势力作斗争，而且也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逐步强起来，走向伟大的复兴。这些成就，连敌人也难以否定。历史证明，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宣布，社会主义这条路走对了。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任人宰割，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仁人志士都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当时人们想走的都是资本主义道路，但怎么走也走不通。正当人们四处碰壁，迷惘困惑，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人们发现还有一条劳动人们摆脱压迫、剥削，获得解放的道路，那就是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几十年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建国前夕，人们都在思考，新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应该建成什么性质的国家的问题。这时毛泽东撰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回答了这些问题。文章回顾了中国的近代历史，总结了建党28年革命斗争的经验，旗帜鲜明地指出：“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走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绝不走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这就确定了新中国建国的基本方向、道路。从此中国的历史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史。社会主义是新中国的主题。

　　二、新中国成立的最初三年，我们基本上是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完成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剿匪、清除恶霸等等，同时进行抗美援朝。到1953年，新政权已经巩固，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这时，党及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实行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农业、手工业的个体私有制改造成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私营工商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简称“一化三改”。我们党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许多新的观点，领导广大人民群众顺利地开展这项巨大的社会改造工程。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大国里，短短几年时间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么大的社会变革，却同时保持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应该用浓墨重彩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史册。

　　改革开放以来，经常有人提三大改造有没有必要，理由是，现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不仅存在，而且得到很大发展，私营经济的资本总额、产值、雇工人数都大大超过建国初期的私营工商业，于是便认为三大改造不应该搞，多此一举，“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是错误的。第一，三大改造是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要求的。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开展，许多大型工业企业的建立，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发展起来了。这时，个体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了，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这些矛盾，只有通过把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解决。我们的毛病是搞得急了，实行了单一公有制，而不是不应该搞三大改造。第二，还应该从政治上考虑这个问题。为了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从新民主主义性质转为社会主义性质，也需要这样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原来是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历史的发展要求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重点是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切断农民与资产阶级的联系。从这个角度看，也需要实行三大改造。第三，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制度基础。作为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只有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谈不上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能因为后来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纠正单一公有制的毛病，调整所有制结构，就否定三大改造的必要。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应该坚持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评价：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确的”。三大改造虽然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和偏差，“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三、从1956年4月到1966年4月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刚起步的时候，我们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毫无经验，只能向已经有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苏联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应该学习的，包括政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等，它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共同规律，具有普遍意义，所以，我们始终把自己的社会主义事业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经验(包括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等具体制度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针、政策等等)却需要作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对的，可以学习，有的仅仅适合苏联的国情，不能照搬到国情不同的其他国家去，有的则是错误的。很快毛泽东就发现了这些问题。他总结了我国头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要结合本国的国情，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走自己的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这突出地体现在《论十大关系》中。这就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直是沿着这条探索道路展开的。70年的历史是一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一切成就与问题都是在探索过程中产生的。我们必须用这种眼光看待我们的历史。

　　我们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有许多创见。最突出的是，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准确地判断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状况。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状态同资本主义不一样罢了。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还有敌我矛盾，但已经不是主要的，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可以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来解决。这个论断，纠正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盛行的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列宁曾经预言，社会主义下，对抗将消失，矛盾依然存在。但苏联以斯大林为代表的理论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就宣布社会主义不再存在矛盾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似乎辩证法到社会主义社会就中断了、不灵了。声称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再是矛盾的运动，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否定了矛盾的存在，必然导致否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也就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们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对于社会中出现的矛盾，他们就用国外的因素来解释，仿佛一切矛盾都是敌我矛盾。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度成为主流。在这种状况下，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面临的各种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在这十年的具体工作中，我们党还提出许多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例如，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他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包括两大类，一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一是如何巩固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我们结合自己的国情探索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探索过程中，既取得伟大的成就，也犯过错误。这十年充满了曲折、反复。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调动了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由于对我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加上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起来，造成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1960年冬，党中央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召开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由于这些措施，从1962年9月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左”的指导思想虽然没有得到彻底的纠正，但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事实证明，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一件复杂、艰苦的事情，人们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需要一个实践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犯错误是很难避免的。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要总结经验，“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我们党正是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在这十年里，成绩与失误交织在一起，但总体上说，成绩是主要的，失误是第二位的。1966年与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增长了3倍，棉纱、煤炭、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一大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立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展开，并取得成效。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很大发展。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这一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如何巩固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过去由于否定矛盾的存在，还很少有人把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当时苏联理论界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不存在了。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实践，明确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时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依然存在。1957年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鼓吹所谓的“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当时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错误只是在于，反右派斗争被扩大化了，大量人民内部矛盾被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反右派斗争的实践证明，仅仅有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才能得到巩固。

　　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一件大事，那就是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了一个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由此引发了世界性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思想一片混乱，社会主义阵营发生波匈事件，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三分之一党员退党。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造成了严重后果。我们党接连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回击了这股思潮，稳定了大局。这场斗争引起了我们党的警觉，提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经过这个事件，我们意识到，最大的危险是党内出修正主义，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党开始探索我国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尽管在斗争的实践中警惕过当，出现夸大复辟危险的现象，但提出这个问题，意义十分重大，探索中积累的经验也值得认真吸取。

　　在1956—1966年的中苏十年论战中，毛泽东就这个问题阐述了许多重要思想。概括起来，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重视。第一，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还存在阶级斗争;第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胜谁负的斗争还没有完全解决，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第三，最大的危险是党内出修正主义，要把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当作一件大事来抓。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的政局剧变、社会制度演变，充分证明这些观点的正确性，许多預言不幸而言中。在35年前毛泽东就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战略远见，事情确实像王震同志说的那样，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

　　四、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十年，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但是，应该说是不成功的。

　　怎么分析这十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我尝试着提几点看法。

　　必须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出发点同“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做法分开进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错误的，但不能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错误的。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出发点是正确的，后来的苏东剧变证明了这一点。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做法的错误就否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薄一波同志曾经指出：如果实事求是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具体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当时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这一战略思想有不少重要之处，至今仍不失深远意义，这是应该肯定的;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有重大失误之处，由此带来的许多做法则是应该加以抛弃的。”这一分析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

　　“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错误的。这些错误归结起来主要是三条：一是指导思想是错误的，错误地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并把这一指导思想错误地发展成为具有特定含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二是对我国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三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错误的，采取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给一些阴谋分子、野心家以可乘之机，造成了全面内战。然而这不等于说毛泽东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必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苏东剧变证明了毛泽东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具有战略意义，是富有远见的，绝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予以否定。对这个问题应该作科学的分析，切忌把脏水同孩子一起泼掉。

　　必须把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与党内野心家、阴谋家别有用心的利用、扩大错误的做法分开。“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荒唐的做法，是林彪、“四人帮”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搞的，毛泽东本人一直是反对的，但碍于形势一时难予纠正。不能把野心家、阴谋家的作为算到毛泽东的头上来。应该把“文化大革命”本身同“文化大革命”时期十年的历史进步分开来评价。“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错误的，它使得党和国家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时间里还是取得不少成绩的。不能因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把这十年说得一无是处。这十年里，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33.54%，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72.6%，平均每年增长9.55%，农业总产值增长35.3%，平均每年增长2.8%。这一时期的三线建设、对外技术设备引进、农田基本建设、地方“五小”工业和社队工业的大规模兴起和发展，为以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腾飞准备了重要的物质条件。两弹一星是这个时候上天的，中美、中日恢复外交关系也是这个期间实现的。这一切都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辛勤劳动的成果，不能抹杀。

　　应该看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时间里，尽管出现许多混乱，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仍然保留并运转着，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仍然坚持着。也就是说，并没有乱到否定社会主义的地步。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恰恰是依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的。应该把“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当作社会主义国家对巩固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种探索来对待。我们必须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而不是简单地予以谴责。

　　五、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

　　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人民群众从过去盛行的教条主义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努力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毅然抛弃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作为解决客观存在的矛盾的手段、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被提上日程，首先在农村，进而在城市拉开改革的帷幕，同时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国的改革一开始就十分明确，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开展的，目的是完善社会主义。随后又明确提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政策、措施都要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来制定。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重新蒸蒸日上。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致辞，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理论、基本道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是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前中国具体实际(首先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基本的国情)和时代特点(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要问题)相结合的理论结晶。党的十七大、十八大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了一个定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特点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和源头。这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在本质层次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共性(“科学社会主义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在这个层次上，没有中国特色。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丧失了根本，就会变成一个什么东西都可以装的框子，就没有准头了;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层次上，我们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时代特点进行了探索，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指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这一层次说的。

　　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整个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它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阶段，它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一脉相承的，都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同阶段。决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作是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去苏联化”的结果，两者本质上是统一的，只是在本质的实现形式上不同而已;也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用前者否定后者(例如说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非毛化”的产物)，或用后者否定前者。要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毛泽东开始探索的，但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则是邓小平时期完成的(“始于毛，成于邓”)，两者是一个继承关系。

　　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我们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我们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在政治上，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国家结构，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党制度;在文化上，我们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红色革命文化为基因、同时吸收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中的积极内容的文化制度。

　　几十年实践证明，这一整套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成熟，它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经受住了国际国内复杂形势的考验。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和制度充满了自信。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道路、基本制度依然是正确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六、我们可以把建国以来70年的历史概括如下：一个主题，70年都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发展的，从建立社会主义到建设社会主义，再到完善社会主义，是一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离开社会主义就不能理解70年的历史;一根主线，那就是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一直是在探索中发展的，正因为是探索，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曲折、反复，用探索的眼光来看待这70年的历史，许多问题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一个主流，成绩是主要的。任何事物都应该一分为二，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应该这样看待，既有成绩，又有失误。十全十美的事情是不会有的。但70年的实践表明，成绩是主流，问题是第二位的。我们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

　　党课讲稿：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

　　在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中，有两件决定党、国家、人民、民族历史命运的大事：一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一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由此，我们可以将新中国70年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这是我们一脉贯通地整体把握新中国70年发展历史逻辑的根本遵循。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看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

　　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尽管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严重曲折，但就整体建设速度而言是旧中国无法比拟的。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经济基础极为薄弱。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19元。经过长期努力，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3679亿元，居全球第十一位。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集中体现在两大历史性突破上。一是实现了工业基础“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我国用了20多年时间，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二是在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国防科技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与此同时，新中国还抓住历史机遇，在上世纪70年代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迎来了西方国家对华建交热潮，促进外交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为后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外部环境。在制度建设上，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在理论探索上，提出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这其中就包括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没有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其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就难以顺利推进。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

　　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看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这也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一脉贯通的一条红线。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民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等稳步提高，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带领人民迅速恢复生产。到“一五”时期结束时，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49年的99.5元增加到1957年的25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的44元增加到1957年的73元。到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元，比1957年名义增长35.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元，比1957年名义增长83.1%。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经过20多年的努力，到1978年小学教育基本普及，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5.5%。从1949年到1976年，小学校从34.7万所发展到104.4万所，在校生从2439万人发展到1.5亿人。医疗事业蓬勃发展，1949年全国拥有医院2600家，1976年发展到7850家，医院床位从1949年的8万张发展到1976年的168.7万张，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1975年的68.8岁。

　　改革开放后，党带领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能够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本世纪初，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26467元增加到2018年的39251元，年均实际增长6.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9430元增加到2018年的14617元，年均实际增长7.7%。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进展。2018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4.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中等职业教育学校达到10340所。医疗、医保、医药事业全面发展，全民医保体系不断健全，为人民健康织起牢固保障网，居民预期寿命2018年达到77.0岁，居民健康水平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脱贫攻坚领域的成绩更是亮眼。党的十八大以来，贫困人口脱贫明显加快，201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1660万人，6年共减少8239万人。

　　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看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反复证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而要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就必须进行革命性锻造。这同样是贯穿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一条红线。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十分警惕党在执政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消极现象，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地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群众行使这个权力，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坚决地反对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等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之所以能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战胜各种困难，靠的就是党的坚强领导，党的领导经受住了历史考验。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两个凡是”的错误，都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纠正的。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拨乱反正历史任务的过程中，既坚持毛泽东思想旗帜、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又坚决纠正指导思想的“左”倾错误，从而为改革开放奠定坚实政治基础，这些繁重工作也是在党的坚强领导和高超政治智慧指引下完成的。

　　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正以自我革命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正在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兴国运兴、民族兴。这是新中国70年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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