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词作的各种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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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词作的各种成就

　　在唐代，我们称“诗圣”杜甫是伟大的，在宋代，我们要称苏轼是伟大的。唐代文学的代表性文体是唐诗，杜甫的伟大，在于他的诗歌全面代表了唐诗的水平，而宋代是古代文化全面成熟的时期，苏轼的伟大，在于他身上全面体现了宋代文化的水平。

　　也许，他在诗歌上的成就不如杜甫，但他在古文、诗、词、书、画、哲学思想、理论素养等各个方面，都有出众的表现，即使在宋代之后，或许有文人在某个方面超越了苏轼，但在所有的领域超过他的，则可以讲肯定是没有的，从这个角度看，苏轼不仅代表着宋代文化的高峰，也代表着整个古代文化的高峰，苏轼的伟大，也许比杜甫更甚。

　　身为学识渊博之士，苏轼的思想很复杂，儒、释、道三家都对他有很深的影响，而他又能很好地融三者于一身，为我所用。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粗略分析，大致上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在苏轼的前期占有主导地位：二十二岁中进士，二十六岁再中制科，年轻气盛，有着强烈的用世之志，勇于进言，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在职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王安石变法时，他对新法中的一些弊端表示反对，见诸诗文，并因此招致祸患，即被后人称为“乌台诗案”的文字狱。

　　在被贬黄州之后，政治上的严重打击虽然没有使他的精神垮下去，但却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黄州期间，庄子那种同于大化、佛教随缘任运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个性当中本来就有旷达任性的一面，这与佛道思想有着某种契合。因此，在黄州及其以后的岁月里，他文学创作的风格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前期那种铺张扬厉、色彩斑斓、气势雄劲的文风，被清旷闲逸、平易朴素、自然成文的文风所代替。

　　先说古文。作为继承欧阳修之后的文坛盟主，在苏轼的手上，北宋古文运动被推上了高潮。由于思想上驰骋无碍，所以行文时总能纵横捭阖，他曾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段话，正是他对创作自由的很好描述。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物态或情思，风格也总是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如行云流水一般，虽然气势雄放，语言又极平易，处处是大家风范，处处不着痕迹。

　　苏轼是个洞察至理之人，一些社会现象，经他一分析，便将蒙在表面的尘沙拂去，露出事物的本来面目。他的史论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为失策之举，都称得上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

　　他的杂说、书札、序跋一类文字，也总是能翻新出奇，夹叙夹议，兼带抒情，笔势收纵自如，尽显大家风范。如《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方面记述文与可画竹的情形，另一方面充满感情地回忆自己与文与可亲密无间的交往，以及文与可死后自己的悲慨，还从其创作经验中总结出“胸有成竹”这样的艺术创作规律。

　　全篇叙事、议论、抒情紧密结合，读来饶有韵味。再如《石钟山记》，也是一篇叙事、抒情、议论水乳交融的精品。在“辞达而已”的标准下，苏轼为文，当行便行，当止即止，很少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寺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堪称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有很高的成就。他继承了欧阳修以来的“文赋”传统，却更有出蓝之势。如他的《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就是宋人文赋中的名篇。其中写景一段，以简洁的文字状幽美、澄澈的景象，与轻松愉悦的心情相呼应，共同构成开阔明朗的艺术境界，而那渺茫、虚幻的感觉，又为后面感悟人生哲理作铺垫，体现了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他的四六文，虽然严格按规矩遣词造句，骈四俪六，却能娓娓道来，舒卷自如，绝无为文害意的生硬感觉，这里就不再举例了。

　　苏轼的诗，虽然不能跟黄庭坚所创的“江西诗派”那样，被视为“宋调”的典型，但他发展了唐人的诗学思想，也有独到之处。按照宋初诗分三派来看，苏轼可能受“白体”的影响较深：一是在题材上，比较重视民生疾苦，这与他作为士子的济世情怀相表里，有延续白居易“新乐府”的味道。他曾在许多州郡做地方官，耳闻目见民间疾苦，往往成为他的诗料，特别是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因为对新法的不满，便借着民生疾苦来加以抵制。

　　这种关心民瘼的创作态度，直到晚年都没有完全消退。如晚年所作的《荔枝叹》，对比唐代的进贡荔枝和宋代的贡茶献花，对穷奢极欲予以尖锐的讥刺。二是在思想上，特别能从平常物态中发现至理。这与他丰富的生活阅历、精深的哲学思考、敏锐的洞察力都有一定的关系。如《题西林壁》，平淡无奇的自然现象，被上升到哲理的层面去进行思考，在渗入人生思索之后，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这样从自然现象升华出来的哲理，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其他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等皆是。三是在艺术技巧上，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境界。似乎一切法门都在他掌握之中，又全不为某种具体法门所限。清人赵翼评苏诗时说：“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可谓得其诗心。

　　苏轼的词，在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词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苏轼对词的贡献，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他从柳永手上接过长调慢词，使之“脱俗”，成为文人词的常见体裁。二是他对文人词进行改造，以诗为词，直抒胸臆，情感充沛，指出向上一路，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在词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让豪放词大放异彩。

　　虽然在苏轼现存的三百多首词中，大多数仍是传统的婉约柔美之作，但他的豪放词却差不多篇篇精彩，给后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苏轼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将自己“壮观”的词称为“自是一家”，其人自信可见一斑。在苏轼的心里，也许根本就没有诗尊词卑的观念，而是诗词同源，虽然外在形式上有差别，但艺术本质与表现功能却是一致的，因此，他敢于突破偏狭的词境，自觉地进行开拓。

　　他所谓的“自是一家”，就是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率真的性情与阔大的境象相结合，形成了他清新流畅的豪放词风。他填词往往跟写诗为文一样，把铺陈、叙事、抒情、议论结合起来，俨然便是散文的气势与诗的笔法。为了充分表达词情，他还较多地运用词前小序，交代即将展开的词情，韵散结合，相互补充。可以说，“以诗为词”、“以文为词”，是苏轼变革词风的利器，而他也以过人的才气，打通了这几种文体间的隔阂，使之相互借鉴，既各尽其妙，又锦上添花。

　　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一首， 把对自然山水的观照与对历史、人生的反思结合起来，在雄奇壮阔的自然美中熔铸深沉的历史、人生感慨。再如他的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本是一首怀念兄弟苏辙的作品，但词情却跳出别离相思、凄迷哀怨的老调，以明月寄情，写得清旷豁达，特别是结尾，振起高音，展示出奔放豪迈、襟怀磊落的新风。

　　所以说，苏词如苏诗，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多彩而自如的语言三者交织，共同铸就了其特殊的风范。宋人胡寅在《酒边集序》中，称道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而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用这样的话来概括苏词之美学风范，是十分精确的。当然，苏轼这种“以诗为词”的做法，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虽突出了词的抒情性，但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词的音乐性，因此在当时便有人提出异议，他的学生陈师道、稍后的女词人李清照等，都指出过这一点。

　　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说他的词是“教坊雷大使”的舞蹈，虽然极天下之工巧，却非“本色”。而主张“词别是一家”的李清照，更直接地说他的那些作品不是词，而是“诗”。但无论如何，在两宋词风转变的过程中，苏轼无疑是一位关键人物。

　　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苏轼的词，以其抒情的自如开阖，与大晟词人的格律精严相呼应，共同将词拉出了“艳科”的泥潭，一为别调，一为本色，为后代词人开启了新途：大晟词人为南唐姜夔、张炎等骚雅派开启了新途，苏词则为后来的南渡词人群、南宋的辛派词人作了很好的示范。

　　苏轼词作的各种成就

　　文学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推官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释德洪《跋东坡(左忄(xīn)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李廌六人并称苏门六君子。

　　其《题柳子厚诗》云：“诗须要有为而作……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其《答乔舍人启》亦云：““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主张诗要有为，以“体用”为文之根本。在《答王庠书》中又说：“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

　　其诗《送李公恕赴阙》说自已的诗文是“杂以嘲讽究诗骚”。《宋史》也说他作诗是“以诗托讽，庶几有补于国”，这都说明他是在有意继承风、骚的讽喻传统。

　　他在《答毛滂书》中也说：“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

　　诗词

　　苏轼的诗现存约两千七百余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叶燮(字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天地奇观。”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lizhigushi.com]。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书法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 ，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 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

　　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黄州寒食帖》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这是一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洋溢着起伏的情绪。元朝鲜于枢把它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 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

　　《黄州寒食诗帖》彰显动势，洋溢着起伏的情绪。诗写得苍凉惆怅，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起伏跌宕，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一气呵成。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

　　因为有诸家的称赏赞誉，世人遂将《寒食帖》与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祭侄稿》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或单称《寒食帖》为“天下第三行书。”还有人将“天下三大行书”作对比说：《兰亭序》是雅士超人的风格，《祭侄帖》是至哲贤达的风格，《寒食帖》是学士才子的风格。它们先后媲美，各领风骚，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书法史上行书的三块里程碑。

　　苏轼晚年用笔沉着，早期书法代表作为《治平帖》，笔触精到，字态妩媚。中年代表作为《黄州寒食诗帖》此诗帖系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遭贬黄州时所写诗两首。诗句沉郁苍凉又不失旷达，书法用笔、墨色也随着诗句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跌宕起伏，气势不凡而又一气呵成，达到“心手相畅”的几近完美的境界。所以元朝鲜于枢把它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晚年代表作有行书《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等，此二赋以古雅胜，姿态百出而结构紧密，集中反映了苏轼书法“结体短肥”的特点。其最晚的墨迹当是《与谢民师论文帖》(1100年)。

　　其代表作有《黄州寒食诗帖》、《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春帖子词》、《爱酒诗》、《寒食诗》、 《蜀中诗》、《人来得书帖》、《答谢民师论文帖》、 《江上帖》、《李白仙诗帖》、 《次韵秦太虚诗帖》、 《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梅花诗帖》、《前赤壁赋》、《东武帖》、《北游帖》、《新岁展庆帖》、 《宝月帖》、《令子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辩才韵诗》、《一夜帖》、《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等。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黄庭坚，他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绘画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 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 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 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苏轼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在诗、文、词、书、画、修心、悟道、自然辟谷等许多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苏轼词作的各种成就

　　苏轼作为欧阳修之后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明确表示要把主持文坛的重任交给苏轼，苏轼也亲口说过)可以说是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宋文、宋诗、宋词都在他手上达到了一个高峰。

　　文，苏轼是八大家之一，在散文上的贡献主要是不同于韩愈欧阳修等人的文道并重的文学观。其文章，文思泉涌可以说是苏轼真实的写照，议论文有的放矢，言词剀切，杂文等议论抒情叙事完美结合，小品辞赋四六文讲求辞达，行云流水。

　　词、北宋词发展史上，晏殊张先柳永等人十分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苏轼，词一直以来被视为小道，在文人士大夫眼里地位是远远不及诗的，也就是所谓的诗余，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下里巴人。一代文豪欧阳修也讲词看做是余力游戏，苏轼则认为诗词同源，认为词是诗之苗裔，又提出词须自是一家，从而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真正使词开始能够与诗歌并驾齐驱。在当时，更多的人认为苏轼的词不和音律，不是词的当行本色，但苏轼对于后代词人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此，他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于音乐的依附性，归根结底是想要提高词这一文体的地位，唯其如此，才有了宋词在文学史上的辉煌。

　　苏轼的诗处于诗歌发展史上三元中的元佑时期，他与王安石黄庭坚等人将宋代诗歌推向一个高潮。苏轼诗歌主要有几下几个成就：

　　1、因为太有才了，所以他诗歌中用典对仗比喻等技巧运用的出神入化臻至化境，达到了一种老成的境界，比如“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一句，具体分析见网络…

　　2、赵翼评价苏轼“天生健笔一支，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答之隐，无难显之情”也就是说，苏轼的诗海纳百川，跟杜甫一样，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3、苏轼诗讲究兼收并蓄，注重两种不同风格甚至是对立风格的融合，形成了刚柔并济的清雄，就像稼轩词一样，风格多样化。

　　4、以文为诗，以文为诗不是自苏轼始，韩愈即大力提倡，但是苏轼因为才力更盛，他的以文为诗更加自然贴切。

　　5、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我们知道，诗歌艺术，在唐人身上已经达到了顶峰，宋人要想继续诗歌这门艺术就必须求变，有宋一代，诗人们都追求生新，但往往用力过猛，形成生硬枯燥的局面，苏轼诗歌兼收并蓄，避免了这一缺点。

　　苏轼与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人一样，不仅在北宋当时，而且在后世士大夫心中都有着超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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