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2论文|2017经济形势与政策论文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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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经济形势与政策论文2篇来自热点推荐。在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宏观背景下，预计2015年我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宏观经济将面临三大风险和六大挑战。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2017经济形势与政策论文，给大家作为参考，欢迎阅读!

　　2017经济形势与政策论文篇1

　　在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背景下，2014年宏观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全年gdp增长率在为7.4%，略低于7.5%的经济增长目标，延续了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下滑趋势。一是经济增速连续跌破下限。进入2014年，我国第2季度gdp增速跌至7.4%，第3、4季度则继续下滑至7.3%，基本打破了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区间，全年经济增速创24年新低。二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尽显疲态。2014年2月，我国出口出现了-18%下滑，之后继续维持低位震荡，全年进出口增长2.3%，其中出口增长4.9%，进口下降0.6%;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30%已经回落到15.7%，其中，扣除土地购置款的房地产投资2014年11月以来已经进入负增长;消费虽然取代投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力，但消费需求也保持着一个逐年下滑的态势，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回落到10.9%。三是物价水平持续走低。2014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0%，其中2014年9月cpi跌破2%，连续4个月运行在2%的下方，11月和12月分别为1.4%、1.5%，创下近年来的新低。四是经济发展预期有所恶化。2014年7月份以来，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从51.7%的高位回落到12月的50.1%，已经靠近经济强弱的分界点50%。经济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的指数从3月就一路下滑，从3月的62.7跌至12月的48.7。在2014年宏观经济在增速回落的过程中同时表现出一些可喜的变化。一是需求结构出现新变化，消费拉动力增强;投资结构改善，民间投资开始发力。二是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经济呈现服务化态势;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提升，“中低速增长、高就业”格局初现。三是中小企业快速发展，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关系更趋协调。正如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与挑战，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部分经济风险显现。” 2015年是新常态统领中国经济工作的关键年份，也是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年份，这一年将面临经济增长速度、增长动力、经济结构、发展方式等全方位的转型切换。一方面是中国经济之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力量在逐渐弱化，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新的常态的经济驱动力还没有强大起来，再加上美元升值、全球贸易政策变动等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增强[1]，总体看，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三大风险和六大挑战。
　　一、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三大风险
　　(一)发展速度换档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在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城镇化红利的推动下，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1978―2007年均增长率高达9.8%，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瞬间急速下滑，从2007年14.2%的高峰滑落至2013年的7.7%和2014年年均经济增速的7.4%，2008―2014年比1978―2007年低一个百分点。顺应经济增速的下滑，中央政府做出了“增长速度换档期”的判断。增长速度换档切换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也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在反应，但是在切换的过程中也存在换档的风险，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容易陷入停滞，近期我国增长速度连续跌破7.5%的下限，出现继续探底的趋势，预计2015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会进一步下滑，突破7.5%～8%的区间波动，这一风险值得警惕。
　　(二)发展动力置换的风险
　　从旧的发展方式向新常态过渡，一个重要内容是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但转换过程如果发生动力断档，那将会给经济造成断崖式下跌的风险。当前依靠要素投入为核心的增长动力在弱化，新的创新驱动的动力机制还没有培育起来;依赖投资、进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减弱，新的以消费为主的推动力还在上升;旧的支柱产业在衰退，新的战略性产业虽然蓬勃发展但其主导性、牵引力还没有充分发挥;旧的经济增长点在多年发挥作用后在削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小荷才露尖尖角。发展动力一旦青黄不接，经济可能出现失速风险。
　　(三)发展体制转轨的风险
　　不可否认，过去多年来，在赶超型的经济模式中国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形成了推动经济增长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这套体制的缺陷，开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过度依赖高投资和进出口的问题更加突出，出现了大起大落的经济增长方式。但在经济“新常态”要求下，发展驱动力要从投资、出口转移到创新上来，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经济体制转型势在必行。体制转轨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动力程度差异较大，从而加剧了整个宏观经济形势的波动程度，这种体制转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波动很可能使经济发展出现断层，从而影响发展速度，而2015年恰恰是这样一个关键时点。
　　二、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六大挑战
　　(一)宏观调控效用递减
　　2014年我国面对经济持续下滑，通过微刺激来稳定经济增长，避免了大水漫灌，但连续刺激也出现了边际刺激效应递减。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统计，近几年贷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2003年到2007年，人民币贷款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提高0.73个百分点;2008到2014年，人民币贷款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提高0.47个百分点。基于投资在稳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计算社会融资对资本形成的作用，2002年1元社会融资贡献的资本形成为2.27元，2008年下降到1.98年， 2014年进一步下降为1.68元。这意味着通过增加社会融资来扩大投资的边际成本在增加，随着增量资产产出率的上升，等量投资的gdp贡献率在下降，这些都增加了2015年经济刺激的难度。
　　(二)金融“融而不通”带来的融资约束
　　金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血脉，血脉如果不通，实体经济也很难有好的表现。近年来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融而不通、结构异化、脱实入虚、企业融资成本高企等现象，对2015年经济发展不利，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金融总量增速下滑。货币增速连续下滑，2014年m2同比增长12.2%，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年初13%的目标。m1的增长速度更低，2014年仅增长3.2%。m2和m1增速之差已经扩大到9个百分点，意味着货币流动性下降，表明人们消费信心降低，投资信心趋弱。贷款同比增速是2005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2014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6.46万亿元，比上年下降4.8%。货币发挥作用具有时滞，2014年连续出现的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低增长将会制约2015年的经济发展。
　　2.货币流通速度降低。从m2与gdp之比来测算，2002-2008年货币流通速度一直保持在0.61-0.67的水平，2009年以来则连续下降，2014年已经下降到0.52，这意味着同样的gdp需要更多的货币来实现。
　　3.融资成本高居不下。据统计，2014年我国贷款基准利率为6%，在11月22日贷款基准利率才下调至5.6%，远远高于美国的3.25%、欧元区的2.43%、日本的1.246%和英国的0.5%，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根据调研，现在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平均在15%左右，甚至20%。
　　4.货币金融资源配置出现严重问题，突出表现在金融与工业经济的背离，中小企业融资难与大企业融资便利，国有企业融资便利与非国有企业融资难。我们一直在鼓励金融资源更多向中小企业与创新型企业配置，但目前金融体制下金融资源却更多向大型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和房地产领域配置。2014年上半年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债券市场上，国有企业和城投平台发行债券合计占比高达87.63%，而民营企业仅占5.47%。金融体系存在的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将对2015年的经济发展形成较强的融资约束。
　　(三)房地产行业新常态化后的低增长
　　房地产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由于受刚性收入约束和库存销售双重压力，房地产投资很难出现20%以上的高增长，受市场力量的自身调节，未来房地产行业投资增速进入低速增长区间，行业竞争倒逼市场出清，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市场力量主导的自我调整。截至2014年11月，商品住宅施工面积50.49亿，商品住宅待售面积5.72亿平米，两者合计56.21亿平米，而过去5年年均商品房销售面积9.8亿平米，即使未来没有新开工建设，消化这56亿平米的供应就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随着保障房建设加快，住房登记制度实施、房产税等将挤出部分存量房，这都增加了潜在供应。从需求面看，我国人口拐点正在出现，20～49岁的购房人口总量在2015年将达到高峰，随后进入下降通道，城镇化速度也有所减缓，2014年城镇化率已经放缓到1.04%，国内民众对房产的投资性需求在2015年将减弱。房地产开发企业对地产的投资意愿也有所下降。2001―2013年13年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5%，其中住宅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19%。2014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1-11月同比增长11.9%)、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增速、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及销售额增速、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到位资金增速以及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等指标全面回落，预计2015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速度还将回落，房地产投资将从超高速增长逐步降落到中低速增长区间，房地产行业逐步回到理性、常态、均衡的状态，适度、中低速、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房地产行业的新常态。
　　(四)全球价格下行将给经济增加通缩风险
　　从国际上看，现在主要经济体基本处于低通胀环境，有些经济体正在滑向通缩。美国2014年12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月率创下3年来最大跌幅，欧元区ppi已经从2013年7月持续17个月负增长，11月cpi下滑至0.3%。在原油价格不断下跌的情况下，欧元区通胀仍然有继续走低的可能。日本的物价虽然在安倍经济学的推动下走出通缩，但目前仍然处在一个较低的通胀水平， 2014年11月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2.7%，但如果扣除4月份上调消费税的影响，其cpi仅有0.7%。全球低通胀环境通过国际贸易影响到中国的价格水平。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来看，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下跌，连带铜、铝、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于大宗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的中国来讲，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使得中上游部门的通缩愈演愈烈，2014年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下降1.9%，12月份同比下降3.3%，价格下跌将传导到下游消费品领域。展望2015年，有几个因素会对价格走势形成负面影响，增加通缩风险。一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的输入性通缩风险，2014年下半年以来石油价格暴跌将通过中上游部门向下游部门传导，这种传导效应将在2015年上半年出现;二是ppi连续负增长传导到消费品价格领域导致cpi继续走低;三是在美元升值背景下，人民币兑美元价格稳定导致人民币贸易指数持续上升，货币升值带来输入性价格下跌风险。在我国债务规模持续扩大的背景下，通缩将使债务人处于一个更加艰难的环境，2015年要防止生产和价格、通缩和债务的恶性循环。

　　2017经济形势与政策论文篇2

　　出口同比增速下滑、投资和消费增速回落、工业增加值增速放缓——2012年前两个月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呈现放缓迹象，引发国内外关注。
　　如何看待2012年中国经济走势?如何应对经济减速可能凸显的矛盾?如何避免陷入‚既减速又难调结构‛的困境?围绕一系列热点问题，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中外嘉宾深入讨论，探寻经济增长的节奏和路径。
　　是“主动减速”还是“被动调整”?
　　今年博鳌亚洲论坛上，许多嘉宾对近期中国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表达了关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头两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11.4%，比去年12月份回落1.4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去年全年回落2.3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速度创12个月以来新低。
　　‚在全球经济问题迭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参加论坛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尔普斯说，由于欧债危机持续、美国经济乏力，加之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开始走缓，中国调低经济增长预期被认为是大势所趋。
　　菲尔普斯解释说，中国经济减速，‚主要原因是房地产价格的下滑、基建投资速度放缓，并且出口很可能出现一个较大幅度的下降。‛他举例说，‚出口下降是被动的。更多与会嘉宾则认为，中国政府下调增长预期目标，‚主动调整‛成分更多。正如美银美林大中华区经济分析师陆挺所说，这是‚主动减速‛，目的是为了实现‚软着陆‛。
　　陆挺表示，多年来高达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引发内需和外需等多种失衡，中国政府必须通过适当放慢速度矫正这些失衡。
　　中国经济主动减速，向外界传递出经济增长更重视质量的‘积极信号’。‛与会的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史蒂芬〃格罗夫表示。
　　主动降速有利于稳政策、稳增长、稳物价和稳大局。‛全国人大、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说，有了‚四稳‛基础，就可以为‚加快转型、深化改革、改善民生‛预留更多空间。
　　现在中国政府预设的经济增长目标是指导性的，不是指令性的。从以往经验看，在多方博弈下，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率都会超过政府的预期目标。
　　减速之后，近千万“就业增量”如何消化?
　　主动减速‛表明中国愿意为经济转型承受一定代价。那么，如何应对减速过程中凸显的就业难等矛盾?
　　我们不再盼望看到两位数的增长，但很多问题需要在发展和增长过程中解决。‛樊纲说。按照政府预期目标，2012年中国城镇预计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要控制在4.6%以内，经济减速后就业压力不可小视。
　　对此，樊纲说，中国有8亿劳动力，其中30%至35%依赖农业生产，还会有大量劳动力不断迁移到城市，需要通过经济增长解决就业的结构性问题。
　　‚没有质量和效益的高速度不可取，但过低速度更不可取。‛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认为，‚中国经济至少要在未来25年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否则难以消化城镇化过程中的矛盾。‛
　　一些嘉宾认为，具体到行业，受‚减速‛影响的情况将有所不同。广州汽车集团公司负责人表示，汽车生产行业自然形成的增长惯性依然存在，2012年中国汽车业的增速预计会高于7.5%。
　　虽然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出现减缓迹象，但与会嘉宾大多仍对中国经济基本面和长期走势持乐观看法，认为‚不必夸大减速期面临的问题‛。
　　‚从长期看，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能够支撑未来10年以上8%左右的增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不是‘二选一’的命题，关键是通过持续改革破解体制障碍，释放发展潜力，寻求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对此，菲尔普斯也认为，如果平衡好增长和转型的关系，中国具备从内部实现自主创新的潜力，从而创造出内在发展动力，持续产生足够多的就业机会。
　　如何避免陷入“既减速又难转型”的困境?
　　让经济增长不再‚紧绷‛，目的是为转型发展‚腾出‛空间，但怎样改革才能‚填补‛上这个空间，从而避免经济硬着陆、陷入‚两难‛境地?
　　国务院副在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开幕式上表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转方式的主攻方向，扩大内需是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推进新一轮改革的战略机遇期。‛迟福林说，应抓住外需减少的契机，加大改革力度，增加政府用于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保等领域的支出，力促经济主要靠内生动力均衡发展。 副在论坛上强调，我们将深化财税、金融、价格、收入分配、企业等方面改革，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突破。 ‚清除长期积累的体制机制弊端，难度不言而喻。‛迟福林认为，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是冲破既得利益群体的改革阻力。
　　转型发展需要注入新活力。‛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表示，必须进一步释放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尤其应加快国企和金融领域的改革步伐。国务院近期强调逐步打破垄断，提出铁路、金融、航空、电信等行业逐步对民营企业开放。‚这显示了政府深化改革的决心。‛
　　经济转型需要政府推动，但主要还靠市场机制解决。‛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如果改革到位，解决好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城镇化等制约消费的制度安排，中国就能跨越‘拉美陷阱’，成功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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